菲傭變身攝影藝術家 登上BBC及《福布斯》排行榜

外傭群體在香港人數不少，但他們的聲音甚少被主流社群聽見，除了每逢假日的街上聚會，他們近乎是隱形。最近藝術展「Afterwork」（即日起至5月29日，Para Site藝術空間）結合了多個不同背景的藝術家，以香港為出發點，探索全球化環境中的跨地域勞動的種種問題。其中一個參展者，正為把握公餘時間學習攝影，最後當上攝影藝術家的Xyza Cruz Bacani。

護士學校還未畢業，她就因為要支付弟妹的學費而來港工作，在香港沒有朋友，在孤獨中發現攝影，而攝影又讓她發現身邊的人，發現自己。她自言是少有幸運的人，一路上有許多人幫忙才可圓夢，而受到注視很大程度是因為人們的成見，「他們覺得家庭傭工沒可能是攝影師。但對我來說拍攝只是平常事，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不同的人，沒有什麼特別。」

訪問當天雲霧籠罩，早上剛下了雨，天氣陰沉，Xyza看着窗外，露出了笑容，「我最喜愛這種天氣，這是我的天氣」。

在她的鏡頭下，香港總是在昏沉的氛圍中，或許這也與她的心境有關。在香港，她總感覺自己是孤立於一切社群以外，不屬於主流的華人社群，也與整個外籍傭工社群有距離，尤其是在過去10年的日子裏沒有什麼同鄉朋友，星期天也不會出去參與聚會。「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代表（外傭）社群的代言人，我只是其中少數有很好僱主的例外。」

出生於菲律賓Bambang，母親早年來港工作。Xyza從未到訪香港，只從母親口中知道那是擁有漂亮夜景的城市。隨後母親知道僱主想多請一個人，照顧經常到訪的多個孫子，便馬上引薦了她。當時Xyza還在護士學校讀書，「護理很悶，不是我的專長」。一有工作機會，她便馬上退學，收拾行裝來港。「來這裏不是我的選擇，而是我需要這樣做，我需要支持弟妹的成長，因為一份家務助理的薪水不足以支持三個孩子的大學學費。這是很典型的故事，你問任何一個家庭傭工都可能有類似的原因。」

借糧買單反

2006年，19歲的她拉着行李箱來港， 大嘆這個城市的一切如此美妙：「充滿活力，是我希望的樣子。」從此，她把香港當成自己的第二個家，在半山的豪宅中，她每天清晨醒來，先打掃屋子、做好早餐，下午則迎來孩子，協助他們做功課。「這是有趣的工作，孩子也帶給我許多樂趣和驚喜，我從他們身上學到許多。」

雖然曾力勸在菲律賓的妹妹好好讀書，不要來港做家傭，但她並沒因工作受委屈。「工作就是工作，沒有難或易，沒有無法完成的工作，要做的只是接受，因為我要為了它的回報而做。」她也對「女傭」（housemaid）這個字覺得反感，認為用「家庭傭工」（domestic worker）稱呼比較好，「這個名字可為工作帶來更多尊嚴」。

因為工作，她第一次與分開多年的母親長住，卻只感到彆扭。「我媽在我7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十多年後居然會一起工作，那時我不禁想，你是誰？你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你，要花一年時間才讓彼此熟悉和信任。」從未在母親面前好好當過孩子，她表達情感時仍充滿孩子氣，這些行為都需要調整。「學習如何做女兒」。雖然記憶中母親總是不在身邊，但她表示自己從未怪責過她。「我明白她是為了家庭而工作，她的決定讓我崇敬她更多。」

小時候她曾幻想要成為一個畫家，後來她開始為攝影着迷，卻沒有多餘錢購置相機，只能空自想望。在港工作了3年，她存了一點錢，想買專業相機嘗試攝影，與僱主商量過後，她決定借糧在2009年購入人生第一部單鏡反光相機。從未受過任何訓練，技巧都是自行摸索而來，「Google是我的老師」。雖然她也很喜歡何藩等攝影大師的作品，但表示自己拍攝靠直覺，並非受誰影響，「看到什麼就拍什麼，僅此而已」。

有一個支持自己的僱主，對她的發展非常重要。當時她在香港沒什麼朋友，於是要求平日放假，以便人不多的時候到處拍攝。「我僱主最好的一點是，容許我隨時把相機帶在身邊，就算只是到超市買東西。」讓她可隨時隨地，捕捉到難得的瞬間。

她指出，攝影是她用來表達情緒的方式，「或許沒有很深的意義，只是單純地很熱愛」。開始拍攝後，她發現攝影對自己愈來愈重要。走在街上，她不再是城市的外人，不會因為外傭的身份而被歧視排斥，鏡頭前後的人都因為拍攝而變得平等。在拍攝過程中，她發現了自己也有想像的力量，不只困於每天的例行工作中。而拍攝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母親。

「我母親是個足不出戶的人，平日在屋裏從日忙到夜，假期也為了賺多些錢而工作，20年來，她從來不知道香港到底是怎樣的，相機給了我一個理由，讓我可以在這個城市中到處走，把不同的照片展示給她看。她的世界只有家庭、工作和老闆。我要用鏡頭告訴她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她笑指自己非常沉迷Facebook，因此每天都要把自己的得意作品放上網，慢慢得到不少關注，更被旅美菲籍攝影師Rick Rocamora轉介給《紐約時報》圖片編輯，將其照片刊登於Lens Blog上。「那時我還不知道《紐約時報》是什麼。所有人都說，我的天，你上了《紐約時報》。我說，那又怎樣？他們說，每個攝影師都渴望作品被《紐約時報》選中，你怎麼不知道？」

成名後轉型

一下子爆紅，她自言不太喜歡。「我不喜歡被人注視，我享受一個人，一個人做事一個人拍攝，這些關注只讓我感到害怕。」成名後，她獲得更多工作機會，然而她未為此滿足，開始思考自己作為攝影藝術家的位置。於是她決定不再為自己而創作，嘗試以鏡頭作某種社會行動。她曾替白求恩臨時庇護中心（Bethune House）作義務攝影師，拍攝多位被僱主虐待或以其他方式違約，沒有棲身之地的外傭。在900方呎的單位中擠了近30人，她們各有故事，其中一個撥起頭髮讓她看背部凹凸不平的疤痕，那是被僱主用熱湯燙成三級燒傷而造成，在黑白強烈對比下，疤痕更顯得觸目驚心。

雖然目睹那麼多殘酷故事，但她並不想仇恨任何人。「我覺得是制度的問題，不是個人的。是制度容許這些惡事發生。」就如留宿制度、兩星期遣返制度等對外傭來說甚為苛刻，而月入15000元就可聘請外傭的規定她也認為不合理，「不少達標的人其實都無法負擔，甚至無法提供正常食物」，這些她都希望能改變。因為這些作品，她先奪得本地Justice Centre人權藝術獎，獲CNN專訪，又得到Magnum基金人權獎學金，到紐約大學接受6星期的密集訓練，於是她索性辭去工作，變成全職的攝影師，後來更入選BBC 2015年度全球100婦女名人榜，及《福布斯》2016年亞洲藝術30位30歲以下名人榜。外界將她的故事形容為「麻雀變鳳凰」，她卻表示有苦大家不知。如今她以紀錄攝影師為業，飛到不同地方完成各種計劃，沒有安身之所，只有行李箱常伴身邊。

「這並非什麼童話故事，許多人都讚我如何從家務助理變成攝影師，終於圓夢，但他們不曾意識到故事的全貌。我是自由工作者，沒有底薪，人生不斷在交通工具上度過，從一個機場飛到另一個，雖然是蠻酷的，但我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一種很不穩定的狀態。有時也會覺得挫敗，問自己未來10年難道都要這樣過？」

雖然如此，她仍相信自己工作的價值，「攝影或許不會在短時間內改變什麼，但卻可慢慢產生影響，成就一個更好的世界。」她認為藝術工作者也有某種社會責任。「藝術是一種挑釁，能激起人們的情感，藝術家就達到了其目的。如果你能讓人感到不一樣，為何不用這個能力去盡一點社會責任？」拍攝多年，她自言這種想法沒有太大改變。

如今她正拍攝與人口販賣有關的圖片，香港是其中一個拍攝地點，「如可以，未來我想留在香港，但簽證不容許」。因為攝影，她去過很多地方，但仍希望在這裏發展，「始終香港是我家」。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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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縱宇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