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然文學家劉克襄 比香港人熟悉本地山野

香港約有75%的土地都是郊野公園，然而大部分人的生活只在那25%高樓密布的環境中。一有較長的閒暇空檔，不少人都會選擇遠離這個城市，到異地尋訪各種美景，卻忽略了身邊也有優美的自然景色。來自台灣的自然文學作家劉克襄自2006年起，多次應邀到香港擔任大學駐校作家，在講課外，也把握時間，尋訪此地的山野，實地觀察加上資料輔助，寫成《四分之三的香港》。就算是自出生以來就長居此地的香港人，也未必如他那樣了解深入。

香港人愛到台灣旅遊，然而劉克襄卻跑到香港行山。在他眼中，兩地的山野各有特色，帶着各自的歷史與故事。他尤愛在村落之間的古道游走，觀察四周的自然生物，也與原居民傾談，了解村落的演變與城市的發展。一步一步，節奏雖慢，卻可看到更多風景，是他與這個城市建立關係的方式。

1957年生於台中的劉克襄，雖然今年已經五十七歲，或許因為經常接觸山野，看上去像比實際年齡年輕十年。從小他在鄉下地方長大，雖然每天接觸自然，卻把它當成理所當然的事。直至八十年代，台灣人開始意識到自己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那時候環境破壞得很嚴重，年輕人都投身『生態環境運動』，我剛好是這一波運動中最早的參與者。」

自此，他與自然環境結下不解緣。後來他更以動物為書寫題材，是台灣最早的自然生態文學作家。「我記得七十年代的香港同樣有生態環境運動，但以之寫作的比較少。我能成為最早的作者群，算是運氣比較好的。」

他不少作品都與雀鳥有密切關係，例如他第一本動物小說《風鳥皮諾查》，從鳥類不同的特性和生存哲學出發，講述一隻候鳥為了尋找傳說中的鳥英雄，最後變成留鳥的故事。與鳥結緣，來自服兵役時擔任海軍的經歷，退役後，他的興趣更是有增無減。當時他還在報社工作，只是空餘時觀鳥和寫作，其熱愛程度令他在朋友之間得到「鳥人」的稱號。「晚上工作，白天就整天在外面跑。當時像我的人並不多，因為這太辛苦了。但如果你喜歡熱愛，就不會覺得辛苦。」

那時候，他偶爾也會登山，但目的不是欣賞山裏風光，而是為了尋鳥。「賞鳥多是在海邊或者濕地，很少走到深山裏去。看到那些鳥就會很快樂，就會無端地着迷起來，年輕時為了尋鳥，時常跑到很遠的地方去，那時候我的背包裏通常會有一個饅頭、一瓶水，只要看到一隻鳥，就會覺得那天值得了。」而香港更成為他夢想中的勝景，原因也是因為鳥。「很想到香港的米埔去參觀，但一直都沒有實踐。香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濕地保育地。」

說到享受登山樂趣，劉數算到三十歲以後，為了探查山路，才開始為之着迷。台灣主要的山峰，他都一一去過，「像是最高的玉山就去過十次。」登山不只是運動，也是認識歷史和環境的過程。他的寫作題材也不再局限於鳥，而遍及其他自然動植物、古道和地方歷史等，如記錄都市流浪狗生存狀態的《野狗之丘》、手繪了一百種少見甚至即將消失的日常蔬果《失落的蔬果》及記錄台灣山鎮村落的《大山下，遠離台三線》。後來他更索性辭去報館的職位，成為全職作家一直至今。

香港山景一級棒

2006年，他應邀到香港浸會大學作駐校作家，開始在香港爬山。他形容自己的目的不是爬山，而是「認識環境」。「我覺得了解一個地域，最佳方法就是爬山，當你從最低爬到最高點，就能看清楚它的地貌環境。」在台灣，他爬的山動輒三千米或以上，香港的山海拔較低，自然較容易處理，但他指出，「每一種山都有每一種山的特性。」外人看來一模一樣的山，在他眼裏卻看到許多不為人留意的細節，如石頭構成、林木特性、聚落形態、歷史古道等。「台灣的山景比較接近熱帶雨林，香港的森林比較沒有那麼蓊鬱，是屬於大陸型的，比較荒涼。」

他第一次爬的山正是馬鞍山，「當時只是一個人去，還不知道路，因此下錯車，走錯路，到達頂點的時候已快天黑，幸好香港是個安全的地方。」後來認識了不少香港朋友，與他們結伴登山的次數也增多，甚至會帶上學生同遊，他們都驚訝這個外地人懂得比自己多，「這是當然的，因為我觀察了有三四年了。」

香港人喜歡到台灣旅遊，偏偏劉卻跑到香港登山。「香港其實有很多很棒的地方，為什麼全都跑到台灣去？」

在他的新書中，他也多次讚美香港的風景。從城市與自然緊密結合：「一個高密度發展的國際城市跟自然和諧相處或緊張的並存，這裏隱隱然是最經典的案例。」到山海一色：「我們常稱許，台北盆地山海交接緊密，風光明媚。香港更突顯山海一色，襯托着十里洋場的繁華。」至山之險奇：「山巒雖無葱蘢之相，險峻磅礴者卻不少。它們因緊鄰海洋，海拔從零拔升，聳然矗立，遂擁有台灣三千公尺之高山氣勢。比如大東山、鳳凰山和馬鞍山等便展現這般壯闊和峻峭。」

此外，他對香港山徑的完善也很讚賞。「香港的山徑跟台灣的不一樣，香港比較平緩開闊，但比較可惜的是，它的古道並沒有受到重視，不如台灣那般。」他最喜歡遊覽古道，例如台灣中部的八通關古道、北部的巴福古道，南部的阿朗奎古道，過去都是原住民部落和軍隊往來的路。在香港最喜歡的則是川龍到甲龍、荔枝窩、荔枝莊、東澳古道等山徑。「香港沒有這種歷史性的大古道，但有許多小古道，多是村子跟村子之間往來的山路。大古道的歷史遺迹比較多，也會有很多公共空間、旅社等的建立，山頭上常會出現不少石頭厝，木瓦的修補和整理也會比較好。」

他讚美香港的古道多為花崗岩鋪成，非常漂亮，但因為日久失修，隨着行山的人多，不少石頭已經掉落，形成凹凸的洞穴，而有維護的，多會鋪上水泥。「這對環境和歷史都是不好的，對山徑和山脈傷害也很大，希望此地的人能保留古道手作式的特點。」

一地的歷史愈深，他就愈為之着迷。「例如是古村落，能看到過去的產業，也會跟在那裏耕作的老人家聊過去的故事。」他也讚揚本地村落風水林的傳統，因為當中保留了不少原生的森林草木，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傳統生活智慧。在本土植物中，他最喜歡珍罕的沉香、羅漢松和假菠蘿，動物中最喜歡的是箭豬、麻鷹和白海豚，他認為，香港的自然環境本身其實很豐富。例如在台灣已經絕種的香魚，也曾出現在香港。全台灣約有三百多隻麻鷹，在香港山頂道馬己仙峽卻有多達六七百隻在冬天棲居，甚為壯觀。「這些在台灣都沒那麼容易觀察到。」

以徐霞客為榜樣

作為一個自然文學作家，劉深受徐霞客和英國生物學家華倫斯（Alfred Russel Wallace）的啟發。前者以遊記聞名，對地理環境有真實的描述，同時不失遊玩的意趣。後者與達爾文幾乎同時總結出生物「物競天擇」演化的理論，但達爾文的名氣和影響最終蓋過他，華倫斯對動植物的採訪和記錄方法正是劉學習的對象。「他們的書都寫得很嚴謹，講求親自到，親自寫。」這也是他對自己的期許。

因此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會詳細記錄當地的自然生物、遺迹、社區部落等特性，久而久之，就纍計了不少寫作材料。除此以外，他也會到圖書館翻找資料，對照一下沿途看見的動植物，也會了解原居民的歷史，最後都被整理結集成新書《四分之三的香港》。從2006年開始寫作到今年初才出版，整個過程花了八年。書中對香港各山徑古道的記錄都非常詳細，更有手繪的動植物素描和地圖，自然非一次登山的成果所得。「起碼要走上三四次才能寫出來。」

在行山的過程中，他發現，同行的人竟不很多，比起密集的城市生活，山野與人的距離仍有 待拉近。但他認為，年輕一代的意識已經比從前高。「因此我覺得這本書出得是時候，當社會都開始關注自身的環境，突然有一個台灣人跑出來，這麼熱愛香港的自然，還以此寫作，就會很好奇。」

郊野在城市裏面

近年有不少聲音指應開拓更多郊野公園的土地，長期接觸香港郊野的劉聽到以後，感慨萬千。「在討論郊野應否開發前，人們應該要去更認識學習自然的環境，才能較為成熟地面對土地開發的議題，而不是直接跳入『城市若然擁擠，郊野這麼廣闊，也不缺少空間』這樣的立題中，這樣的處理是不成熟的。」

他認為，郊野對城市的意義也不可抹煞。「當你習慣住在有花園的城市，就會不習慣沒有花園的地方。例如當你在深圳住久了，就會覺得香港比較好，因為綠色的地方比較多。」

「郊野不是在城市的對面，而是包括在城市的裏面，它跟城市是一起的。城市有了郊野，才能變得更豐厚，更適合人居住。」然而人們在決定事情的時候，往往看不到自然對生活的重要性。常有「人都不夠住，為何還要預留土地給自然？」的論調，也是把人和城市放在與自然的對立面上。房屋供應背後有千絲萬縷的政策決定和利益關係，開發更多郊野土地，是否就能解決公營房屋短缺、發展商囤地等問題？正如劉指出：「就算把郊野的土地拿去蓋房子，房價是否就會比較便宜？到時候土地沒有了，景觀也沒有了，破壞卻無法逆轉。」

劉早前也為紀錄片《看見台灣》撰寫旁白，裏面有一句：「我們需要的不多，只是想要的太多」，也是他多年來的體會。自從認識自然以後，他體會到簡樸生活的重要性，一直努力實踐，平常都盡量搭巴士或走路去到目的地。「它給你不一樣的看世界的方法，比較簡單、直接、有力量，可以看到更多新的事物。換了是開車或者坐計程車，就會失去看到很多東西的機會。」他指出，生活有慢下來的必要。「慢慢爬山，就是享受自然的方式。」

他希望，未來香港的教育可多加入本土自然環境的知識，讓下一代都能看到郊野對城市的貢獻。「郊野能讓城市更有價值，更適合人居住和停留。」也希望更多外來人士能珍惜香港的美：「香港的郊野地方都能有公車和渡輪可輕易抵達，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應該讓更多人知道。」

撰文︰張綺霞

攝影︰郭錫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