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寫時代

都說這是一個智能手機的世代，一個人每天可以接收和發送多少條WhatsApp？多少個訊息？而這些文字都是以不同的輸入法撰寫的，有一天，如果忽然要將文字寫在白紙上，亦即手寫，就會發覺自己原來忘掉了文字的筆畫，通常稱之為「執筆忘字」，這是小事而已；如果有人小事化大，認為那是一種病，稱之為「失寫症」（agraphia），或「電腦失寫症」（computer-induced agraphia），那就真的是「大件事」了。

蘇東坡詩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句詩要是用來描述「失寫時代」，也許就該改為「人生憂患忘字始」了——《紐約客》作者瑪利亞．康妮高娃（Maria Konnikova）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手寫消逝，有何損失》（What's Lost as Handwriting Fades），她一開始就問「手寫重要嗎？」，她的答案是「不太重要」，因為美國大多數州份只是呼籲應教育學生清晰寫字（僅限於幼兒園和小學一年級），之後，教學重點很快就轉移到對鍵盤運用的熟練程度。

手寫真的「不太重要」嗎？且慢，康妮高娃忽然筆鋒一轉，說到一些心理學家都認為，此時就宣布手寫已過時，未免太早了，「新證據表明，手寫和更廣泛的教育發展之間存在深深的聯繫」，「兒童最初學習手寫時，手寫不僅能讓他們學會更快地閱讀，而且還能更有效地激發他們的創意，讓他們牢記訊息。換言之，重要的不僅是我們寫了什麼──我們怎麼寫也一樣重要」。

在中國，有關「失寫症」的討論方興未艾，有論者更指出，那「不僅僅關乎漢字書寫，更關乎漢語應用能力，如語法應用、詞彙使用能力的全面退化」。

語文退化症

那豈不就是一種「語文退化症」？《中國青年報》兩年前的一項調查顯示，83.6%的人認為漢語應用水平有下降趨勢，其中45%受訪者認為「下降很多」。

不妨在此岔開一筆，話說十年前，余英時寫了一篇鴻文，題為《「人生識字憂患始」——中國知識人的現代宿命》，此文從康正果真實坦率的自傳說起，繼而說到「人生識字憂患始」：「東坡寫詩時年三十四，因反對『新政』之故，正準備向神宗進諫，兩年後所上《萬言書》，此時或已醞釀於胸。以東坡之敏慧，他當然不難預感『憂患』之將至。」

余英時的鴻文又援引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到處都在鎖鏈之中。」從而指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憂患」來源與性質則，「完全與東坡不同。中國傳統從來都是尊重『識字』的」，知識分子本着良知的自由，對社會上（尤其是政治上）種種不平敢於「放言」，那就非常不幸，會被當權者以言入罪。

時代不同了，「忘字」的憂患卻以另一種形式浮現，如今人人活在智能手機的小世界，而人人惟恐淪為「失寫時代」的受害人──「語文退化症」的成因非常複雜，簡言之，是由於寫字（或寫作）日趨無紙化，各式各樣的輸入法引致寫字（及識字）日趨簡單化了。

孩子正掉隊

儘管智能手機都有「手寫輸入法」，但各有聯想與糾錯功能，遇到執筆忘字，或可用近音字或網絡常用字代替，而電腦字體、印刷字體與手寫字體也大有差異，久而久之，逐漸就形成了另一種「失寫症」，問題也許就在於大多數人都習以為常，覺得沒什麼大不了。

不妨看看其他國家如何拯救語文——在2002年，美國通過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長達四十五頁，探討「語言教學」的問題，美國曾對一百二十家大公司調查，結果顯示，寫作能力乃獲取高薪最重要因素之一。而法國在1994年通過《法語使用法》、俄羅斯在2005年亦有《俄羅斯聯邦國家語言法》、韓國則有《世宗計劃》，都對本國語文之用提出了具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