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典二戰電影看《戰逆豪情》敗筆

在網上讀到有關《戰逆豪情》（Fury，下稱《戰逆》）的中文影評幾乎一致讚好，更有人認為本片是今屆奧斯卡的大熱作品。但戲未到一半我已頻頻看表，這齣兩小時多的大製作竟是如此不堪入目。倘若這類以軍團小隊為重心的二戰電影，落在優秀的荷里活導演手裏，定必能拍出更震懾人心的效果。

森畢京柏的《英雄血》（Cross of Iron）和森姆富勒的《紅1縱隊》（The Big Red One，下稱《紅1》）便是同類電影中，兩齣極佳的示範作，而且成就斐然。接下來，我會集中從《戰逆》的劇本角色設定、戲中展現的思想和價值，以至電影風格，與這兩部傳世經典作比較，藉而找出《戰逆》的敗筆所在。

《戰逆》設定於二戰末，盟軍攻打至德國境內的狀況，並講述坦克軍團小隊一行五人，坐在以「Fury」為名號的坦克，由綽號為Wardaddy（畢彼特飾）的兵長領軍。因一名隊員陣亡，戰場新丁Norman便委派到Wardaddy麾下這個身經百戰小隊。而故事便是圍繞着Fury五人於一天內所遭遇的戰役。

導演大衛艾亞務求以一天之短，讓觀眾見盡戰爭的可怕。然而，這鋪排暴露了劇本上的先天缺陷，就是過分把時間濃縮。當艾亞一方面先把美軍描繪得暴戾無忌，用以說明戰爭如何把他們的人性扭曲，但另一方面，卻硬要為人物加插正面的人性，令角色變得矛盾。如電影中段，當美軍攻下一個小鎮後，整個軍團的士兵都在縱情聲色。而Fury中的成員Con-ass（Jon Bernthal飾），亦被刻畫成恣意縱慾的人物，並在民居內跟Wardaddy和Norman對峙起來，藉此強調他跟兩人在道德操守上的分別。一輪損兵折將後，艾亞卻補上一段Con-ass向Norman道歉的戲份，試圖要觀眾跟Norman一樣寬恕他。很可惜，艾亞的編劇手法，既無法立體地傳遞角色的演變和層次，亦只會予人刻意、造作和突兀之感，而非出自對角色的真摰同情。又如Norman在一開首是不情願開槍殺敵，因目睹與他發生關係的德國女子死在突如其來的炮火下，卻忽爾變得暴戾用機槍掃射殺敵。這種刻板、簡單、僅一時三刻內的「人性轉變」，使電影的完整性和說服力大大減弱。

相比之下，《紅1》的視野便較《戰逆》廣闊得多。所謂The Big Red One，便是美國陸軍中常常作為先鋒的第一兵團。由戰爭初期盟軍登陸北非，到深入位處捷克斯洛伐克的納粹集中營，再到德國投降戰敗，電影以橫跨三年的幅度，去講李馬榮飾演的一名兵長如何帶領幾位手足，在多次戰役中化險為夷，並能夠生還至德國宣布戰敗的一刻。

角色與角度

基本上，《紅1》要寫的軍團小隊人物與《戰逆》相差不大，但富勒願意把不少篇幅放回人物身上，讓我們看清楚小隊中各人的過去、專長和信念。有擔着雪茄並自稱可媲美海明威的小說家Zab，有夢想跟父親開麵包店的意大利後裔Vinci，也有閒時畫卡通插圖並厭惡殺戮的戰場新丁Griff（Mark Hamill飾）。每個角色都叫人難忘，正因為他們對這場戰爭均有自己的想法，其個人性也不會全然被軍隊紀律所磨滅。再舉個例，雖然Griff跟Norman一樣不願開槍殺敵，富勒卻安排Griff直面戰爭中最泯滅人性的一環──猶太集中營。目睹這個殘酷現實後，Griff遏止不住憤怒地開槍射殺一名德軍，扳動步槍的聲音更響徹整個集中營，並要由李馬榮上前勸止。於此，《紅1》所強調的角色成長，絕對比《戰逆》複雜得多。

《英雄血》則換個角度，寫納粹一方在俄羅斯戰線的軍團小隊。除了關於兵長Steiner（占士高賓飾）如何跟手下的共同進退，也有講及一些軍階更高的指揮級官員，令故事所牽涉的層面更廣。於此，畢京柏不但刻畫了戰場上的殺敵與據守，還同時呈現德軍體系內極盡諷刺的一面：Steiner對納粹和這場不義之戰恨之入骨，但因立功無數而得到了鐵十字勳章的榮譽；身為布魯士貴族的Stransky（麥斯美倫雪兒飾）無彪炳戰績，卻自願從巴黎調來俄羅斯前線，正正是為了勳章的虛榮。

在電影一開首不久後，我們不難嗅到電影籠罩着一種defeatist的氣息。Steiner和他的手足雖未至於士氣低落，他們對整場戰爭卻全不寄予厚望。當一眾士兵在戰壕內為中尉Meyer慶祝生日時，電影已道出這些德國士兵對戰爭毫不眷戀，只望早日回家。而另一邊廂的Stransky則行使自身的權力，收買另一位中尉Triebig，為獲得勳章鋪路。前線士兵們的身不由己，對比着當權者只渴望更多的權力和榮慾。而我們更可在同一軍營內，見到兩種意識形態的衝突，為故事不斷遞增的張力奠定基礎。

訊息與價值

與二戰故事環環相扣的，是戲中蘊含的意義和價值。「理想是和平；歷史是暴力。」《戰逆》中這句對白容或很quotable，但除了有助宣傳外，它的意義可否在電影的細節裏被驗證呢？艾亞不但無法豐富這句對白的價值所在，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艾亞試圖合理化Fury五人殺戮時的快慰。更令人費解的是，Wardaddy口口聲聲說要保着隊友的性命，最後卻要求他們一同以血肉之軀抵擋三百德軍。最可笑是，其餘四人竟然全部甘願留下來，沒有人臨陣退縮。艾亞刻意塑造五人為敢於捨己犧牲的英雄，卻欠缺描繪人物的真實筆觸，自然令電影變得空洞無物。經一輪人性美化、英雄化的舉動後，電影再三鼓勵了一種很虛無的想法：戰爭是無可避免，暴力乃必要手段。

回想戲的初段，Wardaddy強迫Norman槍殺手無寸鐵的俘虜，圍觀的美軍也紛紛叫好。這絕無半點惻隱之心的行為試問怎能叫我們同情、理解Fury小隊的所謂犧牲？而這些戲劇化手段，或者順理成章地使Norman經歷了一場似有還無的人生大事件，但這樣一來，電影便變得更虛情假意，角色的情感和靈魂亦蕩然無存。由始至終，導演都是抱着一種賤視生命的態度。斗膽說句，艾亞的價值觀委實跟納粹沒多大分別。

很明顯，無論是《紅1》還是《英雄血》裏的小隊角色，大都不願參與這場戰爭。若知道寡不敵眾，他們絕不會貿貿然作英雄行為。故兩齣電影要肯定的，不是necessity of war而是necessity of living。如《紅1》中， 那幕坦克內為孕婦接生的戲份，即使詼諧得有點超現實，仍無礙我們去感受隊中各個角色的人道精神，因為這些滿手鮮血的軍人，仍會為新生命的來臨感到喜悅。

殘酷與尊重

在《紅1》中最堪細味的一點，是有關李馬榮角色的首尾呼應：在一戰時，因他不知戰爭已告終，令他錯手殺死投降的德軍，而結尾時，他又再重蹈覆轍。但不同於一戰時的是，他得知德國戰敗的消息後，馬上為險被他剌死的德國士兵進行急救。李馬榮一直抱着「We don't murder; we kill.」的態度，基於他明白到戰爭中殺人，乃不得為而為之；可是，他沒有放棄自身的信念，沒有對人見死不救。儘管諷刺，李馬榮的integrity，都比《戰逆》中每個角色的「人性光環」，更閃爍耀眼。

至於畢京柏的電影不時都有女性、小孩被槍殺的爭議鏡頭，但這決不代表導演擁抱不仁不義的價值觀，也不是可以博取觀眾的同情；這都是對身份、人性、道德的無窮探索。Steiner跟李馬榮一樣，為了保命，為了活着，而必須要殺敵。然而，隨後我們卻看到Steiner寧違抗Stransky的軍命，也不願處決一名年輕的俄軍俘虜。回到戰壕內的床上，畢京柏用寥寥幾筆，已勾勒到Steiner與俄國少年的交情，還引申出Steiner的兩難處境──他縱使不能擺脫他作為德國軍人的身份，也不願濫殺無辜的小孩，即使對方是軍人。

即使李馬榮和Steiner在這殘酷異境裏殺敵無數，他們依然保存人性中的堅誠，並傾注一份對任何膚色、國族的人的切心關懷，方才迸發出電影那發人深省的感染力。無須像畢彼特的Wardaddy般，把理念硬生生地宣之於口，我們也可確切感受到李馬榮和Steiner對生命、和平、同伴情誼的尊重。單是兩部經典中這份無比慷慨的情操，已教《戰逆》望塵莫及。

富勒和畢京柏都有參軍打二戰，相信這種與死亡如此貼近的經驗，絕對與他們的特立獨行的導演風格 息息相關。以punchiness見稱的富勒，幾乎每部電影都有一種拳拳到肉的迫力，而且遠比那些以金錢堆砌出來的炮火來得震撼。畢京柏則有着Bloody Sam的外號，評者更不時將他的慢鏡頭視為一種暴力美學。不得不提的，是他對死亡的刻劃，以及當中所帶來的反思，就這一點，艾亞恐怕連畢京柏的一成功力也沒有。

美學與風格

有趣的是，三部戲的開場也頗為相似，比較起來，《戰逆》在形式上的弊病便表露無遺。《戰逆》的開首是一名納粹官兵騎着一匹白馬，從大遠景處逐漸走近戰火殘骸。看到這裏我已冒起問號：為什麼在戰亂的環境下，這位軍官敢獨自策馬巡視？為何這匹白馬好像不沾泥濘般光潔？現在不是打一場硬仗嗎？此時，Wardaddy突然跳入畫面，以刀突襲馬背上的官兵。打從一開始，全片便充斥着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套路，但看多了，觀眾怎能不感到煩厭？

《紅1》的開場同樣涉及人、馬和用刀行刺，富勒對這些畫面元素的處理，着實更凌厲有致。當李馬榮走過戰亂廢墟時，一匹沒人騎的馬從後來襲，並把他的步槍踢得斷開。富勒更以手搖鏡頭，加強臨場實感，教人想到他另一部傑作《裸吻》（The Naked Kiss,1964）的開場。其後，李馬榮的警戒意識更高漲，繼而使他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以刀刺死了一名已舉手投降的德軍。未幾，電影迅即剪到猶如腐屍的耶穌被釘十字架，並zoom近至那被挖開似的眼珠。除意象大膽豐富外，每項處理皆是言簡意賅，並直接聯繫到李馬榮所背負的罪疚感。

至於《英雄血》的首段除了艾亞的處理比下去，我們更可看到畢京柏的剪接技藝甚至在富勒之上。畢京柏對節奏掌控，可謂準確無誤地，甚至不着痕迹地，令我們能夠完全屏息靜氣，觀看片首那些手起刀落的暗殺。到Steiner小隊以手榴彈、機槍攻擊駐守的俄軍時， 畢京柏便用上招牌慢鏡，但剪接的速度再加快一點，緊緊捉着觀眾對殺戮的情緒，同時又強調死亡往往發生在電光火石之間。快慢的落差和利落流暢的剪接，使整段戲的張力因而跌宕不群。

貫穿全片，以及畢京柏的電影，慢鏡的運動除了延長凝視角色痛苦的時間，還迫使我們去思考每一發子彈、每一次扳機背後，有關道德的問題。藉此，我們未必會找到徹底的對錯答案，但至少迫令我們反思，到底這些浴血苦戰哪一次才是合理。明乎此，慢鏡不再單純是美學問題，而是一種道德抉擇。

以今天的製作規模來看，《紅1》和《英雄血》的確難望《戰逆》的項背。即便如此，兩部經典的成就是沒有一部後來的同類電影能超越的。無他，因為兩位導演對戰爭的經驗，不是單靠製作費用就能彌補得到。說穿了，艾亞其實要寫不過是一部有關殺戮的軍事戲，根本沒有必要用上二戰為背景，而整段歷史更淪為戲中的奇觀炮火的附庸。誰是對歷史過橋抽板，誰想真正要觀眾銘記這段歷史帶來的創傷，相信大家心中已有答案。

撰文︰陳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