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小說勝在鬥智

她生於中產家庭，父親是公務員，十六歲時因母親進了精神病院，她要照顧家庭，被迫輟學。二十一歲下嫁了軍醫，丈夫二戰退役後亦患上精神病，她要工作養家，直至四十二歲才出版第一本小說，五十二年創作生涯，獲得「偵探小說皇后」的美譽。她，是上周逝世的英國女作家PD占慕絲（P. D. James）。

英美偵探小說發源於愛倫坡，多得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偵探案一紙風行，令偵探小說成為暢銷的小說類型（genre）。占慕絲生於1920年，1920-40年代是英國偵探小說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在2007年出版的《偵探小說漫談》(Talking About Detective Fiction)書中，她坦言自己深受當時「四大偵探小說天后」——阿嘉花姬莉絲蒂(Agatha Christie，又譯阿嘉莎．克莉絲蒂）、桃樂菲茜耶絲(Dorothy L. Sayers)、瑪格瑞．艾林翰（Margery Allingham）和奈歐．馬許（Ngaio Marsh）──的影響，因而她的作品亦離不開1930年代「閨秀派」的框框。

脫離現實

占慕絲從不諱言自己是個「類型作家」，但認為偵探小說這個類型，可以加入描寫社會現實和刻劃人性醜惡的因素，在娛樂之餘亦可言志。然而，她始終認為偵探小說不算是嚴肅的「主流文學」(mainline literature)。「罪案小說」(crime novel)卻是「主流文學」， 例如杜斯托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和馬里奧普索的《教父》。偵探小說只是「罪案小說」的「次類型」(sub-genre)。「罪案小說」最大的吸引力不在於罪案，而是罪案背後的社會現實和人性。

偵探小說最大的吸引力卻在於劇情，正所謂「故事就是一切」(plot is all)——兇案是如何發生的、誰是兇手、偵探如何偵破案件、憑什麼線索找出兇手，都必須一一交代清楚，難怪占慕絲說，偵探小說是「考腦筋的文學」(a cerebral form of literature)，強調理性、邏輯、推理和觀察。

日本人將detective fiction翻譯為「推理小說」，正點明偵探小說的本質。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偵探小說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興盛，正因那個時代的人，深信理性可以帶領人類邁向幸福的未來。福爾摩斯正是將理性供奉上神壇的表表者。

偵探小說必須有始有終，任何文學作品都可以有「開放結局」(open ending)，例如《雪山飛狐》結局時，胡飛那一刀究竟劈下去還是不劈？金庸可以不寫，由觀眾自行定奪。偵探小說——尤其是「閨秀派」——卻是個猜謎遊戲，作者必須在結局好好解釋所有謎團，否則讀者會覺得受騙。正是這個局限，令偵探小說給讀者「脫離現實」的感覺。現實中，那會每宗罪案都能偵破？偵破後又每一個謎團都得到合理的解釋？再進一步講，人生那會像偵探小說中的世界般事事有始有終、乾淨利落？

除了猜謎外，偵探小說最大的吸引力，正正是描繪出一個秩序井然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是非、正邪、好壞分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十九世紀下半葉，在崇拜理性的同時，卻有馬克思、尼采等鼓吹「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上帝已死」。

中世紀那個充滿「道德肯定性」(moral certainty)的世界開始分崩瓦解，被道德相對主義取代。你可以說偵探小說是逃避主義的文學，因為它讓讀者回到一個「道德肯定性」的世界，不用再面對現代生活中「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道德曖昧，正如占慕絲說的「The detective story is a small celebration of reason and order in our very disorderly world」。

世道人心

阿嘉花姬莉絲蒂是「閨秀派」的表表者，她盡量避開殘酷、罪惡滿盈的世道人心。占慕絲評論寫了半個世紀「密室凶殺」案的姬莉絲蒂，指她的小說中從來找不到「實在的邪惡」(presence of evil)。占慕絲自己亦如是。由於她要「代入」角色才能寫得好那個角色，而她又不想浸淫在變態心理當中，是以她從不寫變態兇手。她亦不寫誤殺，因為誤殺是一時衝動殺人。她十四本以警探杜格利殊(Adam Dalgliesh)──他是個紳士偵探，閒來寫詩，並出版過幾本詩集，極像珍奧古斯《傲慢與偏見》中的男主角Mr. Darcy──為主角的小說，都是寫謀殺，因謀殺有預謀，挑戰偵探和讀者的「智力」（intel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