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不會老掉」― 台灣民歌之父胡德夫

意外英雄

胡德夫常常翻玩Jim Croce的《Time in the Bottle》，他的第一張專輯《匆匆》，同名主題曲也是以時光為主題。「同樣一首歌，這樣唱幾次就三十年五十年了。歌是不會老掉的，最好像Jim Croce的歌，能把時間用鎖先鎖起來，願望也好夢想也好，冷涷後再復活，開花結果。」

他談起李雙澤，說一切就像在昨天。時間回到1972年，胡德夫這個台灣大學外文系學生，同時在咖啡廳客串演唱，遇上了李雙澤，意外地發動一場文化運動，改變了整個台灣流行文化風景。

「1972年，我本來不是要來唱歌的，只是因為當時爸爸生病了，我已經有兩個工作在身上，要再加一個才夠，所以我是個意外的歌手，我也不是唱得特別的好。當時我在哥倫比亞大使館咖啡廳唱歌時，認識李雙澤時，他帶個照相機，再帶一本畫本。他讀建築系，後來又轉到數學系⋯⋯反正他甚麼都弄，我也搞不清楚他在做甚麼。」胡德夫努力思索着記憶：「他影響我很多，他是第一個問我：『你唱英文歌，那你是卑南族，會不會唱卑南族的歌？』當時我都唱Bob Dylan，對，他也喜歡這些歌才會來聽嘛。但是我們還沒有想的事，他就在想了。」

那個年頭，唱Bob Dylan就最時髦了，李雙澤是僑生，來自馬來西亞，讀淡江大學，他的問題，像個鐵錘打在胡德夫胸口上。「當時我很不好回答，因為每一個人也都彈西洋Folk Song，你唱台語、卑南族沒有人聽的啦，這對我來說是個Shock！我當時還沒有說我會不會唱，我就想，這傢伙是來給我踢館的啦，真的！」踢館！

唱自己的歌

就在胡德夫發呆時，「我想說：你來踢館呀？李雙澤就說：『我先唱給你聽。』他先唱Bob Dylan，然後他說，我再唱兩首歌給你聽，我是閩南族的，唱完你再唱你卑南族的給我聽。「其實我都沒有聽他唱，我在想，我卑南族的歌會是甚麼？因為我從少都沒有在卑南族生活過，但有一首歌，是我爸爸喝酒吃飯的時候會唱的，我會一段，但歌詞又忘了一點。我一直在想，反正下面的人沒有懂卑南語嘛！」

65歲的胡德夫眼中露出一絲年輕人的狡獪，「然後，李雙澤就唱了李達的歌，是恆春調，他唱完就把琴（結他）給我，我就唱了《美麗的稻穗》。」《美麗的稻穗》由卑南族語唱成，原住民沒有文字，民謠都靠口授相傳，這首歌，後來灌錄了在他首張大碟，歌詞譯成中文是：「今年是豐年，家鄉的水稻將要收割，願以豐收的歌聲，報信給在前線金馬的親人。」唱的都是鄉土，山河大地。

歌一完，觀眾席掌聲雷動，「當時下面有很多人，我都不認識。後來我才知道下面有席德進（畫家）、吳楚楚等等。」他們是誰，胡德夫當年不知道，到他們一個個成名了他才知道。他知道的，是從前自己唱歌都沒有人拍手，「因為唱英文歌太普遍了，李雙澤就說：好呀！台灣也有自己的歌，本土意識就起來了。」

Bob Dylan的衝擊

這兩個人，幾乎不打不相識，結果交起朋友來，「我另一個工作是做鐵板燒的經理。每天鐵板燒關門了，我們就在裡面唱歌，再加一個同學叫楊弦。1972年底，他就說，大家來寫歌嘛！各自寫，但我也不會寫譜，我就寫了《牛背上的小孩》，每寫到一半大家就互相聽一聽，寫一半他都要盯你就對了。」這一天，這場意外是個起點，改變了台灣整個流行音樂歷史。他們提出「唱自己的歌」這句話，「就是說，我們到底有沒有自己的東西？我們唱民謠，美國民謠這麼復興，人家的菜園種得這麼好，但自己的菜園是荒蕪的⋯⋯」

當時寫歌，想法簡單，楊弦就先找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來譜曲，「李雙澤又鼓勵我，回鄉下時再學更多卑南族的歌，說這個很重要。」他為甚麼會有這個想法？「我不知道，他先知呀！他覺得這個很貴重，當然，你也可以彈Bob Dylan這些，他也是由這裡啟蒙的。美國民歌有復興的路，由Woody Guthrie到Bob Dylan， 但我們看他們（Bob Dylan）也是跟我們差不多年紀，怎麼寫的內容這麼豐盛的東西？那我們三人都喜歡Bob Dylan、Joni Mitchell。
當年，唱英文民歌最潮：「Bob Dylan老早就在唱環境問題了，講炮彈，甚麼時候Forever Ban，多少人死掉才算是有人死？多少人哭你才會聽到？都是在講環境，跟人的疏離。聽這些歌我沒辦法像現在年輕人只聽節奏，他講子彈就講子彈，不會跟你轉彎抹角。我一聽，衝擊很大，怎麼跟我們學的英文不一樣，因為我們學的是含蓄英文。」
1973年，李雙澤替胡德夫辦人生中第一個演唱會，「他幫我畫了Poster，演唱會就叫《美麗的稻穗》。我們三個人，還有一個是做印刷的朋友在一起，楊弦就發表他的第一首歌 :《鄉愁》余光中的詩。「那場演唱會，對我以後對歌的看法很不一樣了。然後，我們繼續做歌，累積下來，1975 發表《中國民歌之夜》。余光中就把1975年定義為中國民歌元年。」

當時，你們有感覺到在創造歷史嗎？

「沒有耶，我們感覺到是好朋友在一起嘛。但之後就知道了，因為電視廣播，一下子就有人認識你了，到西門町就有人找我簽名了，也有人找你說說唱唱，節目會邀請你，才意識到新聞媒體力量這麼大。」

這時候，台灣樂壇，盡是老式流行曲，「當時打開電視，都是余天、白光、紫薇，要不就是上海搬來的流行歌，我們是不被看好的，很多人罵我們是無病呻吟、不懂音樂、在亂搞，因為很多流行歌很多作曲的，都是科班出身的，真正學院派。我們就傻傻的做，無病呻吟就無病呻吟嘛。」

他們其實是台灣第一代獨立樂手（Indie）了。由「唱自己的歌」的民歌運動開始，引爆了民歌風潮，七十年代中，香港人也開始聽到進入主流的民歌，包括李建復、齊豫，以至發展至園民歌、城市民歌等等。

尋回原住民身份

1978年，李雙澤在淡水救人時溺斃。好朋友胡德夫跟楊珺君在他抽屉裡，找到兩首剛寫好的歌，一是以陳秀喜的詩改編譜曲，成了《美麗島》；另一首歌以蔣勳的詩改成，叫《少年中國》。

「唱了《美麗島》沒幾年，就有美麗島事件了，人家就把它混在一起。有這樣一個僑生，這樣讚美這塊土地！但我們沒有人在讚美這塊土地呀。」黨外雜誌《美麗島》出版，用上美麗島三字，多少因為《美麗島》歌曲大紅，結果到了美麗島事件（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與政府及生重大衝突），雜誌被查封，牽連下，連《美麗島》歌曲都被禁，而且一禁就多年。

同時，胡德夫在尋找自己的身份，開始參與原住民的權益運動，也開始因此成了政府的眼中釘。歌手參與社運而受到壓力，與今天何其相似！其實，由李雙澤問他會不會唱卑南族的歌那一天起，他就在思索自己的身份問題。「越唱，就越禁你，不能唱，最後乾脆叫你不能唱，電視電台都不能唱，全部打叉了，大型活動都不能去唱。」他記得很清楚：「1981年，我跟李泰祥去中廣錄音，我就被中廣擋在外面。很多人，但只有我一個在外面。由於不能在媒體出現了，當然有影響到計劃了。」其實，他的歌沒甚麼政治內容，都是歌頌土地的多，但人就被打壓下去了。

「但主要也不是因為這樣才影響到我唱歌的事業，我出來受教育，受西方影響，有老師校長啟蒙我，就是對人權平等這個東西，當我看到同胞受到的待遇跟其他族群不一樣嘛，我們（原住民）在最底層，跟其他的族群不一樣嘛，分不到這繁榮的餅，而是在桌子的最底下檢餅碎。」他在政府裡，沒法看到有原住民的聲音，國會裡，原住民只有一票，「那一票還不是我們自己選的。我是讀過書的人，也想過不如躲掉算了，但我躲掉，很多人躲不掉呀！」

於是，他漸淡出歌手身份，參與「原住民權益基金會」，當時原住民在台灣都被叫成「山地人」，他們組織先求正名，「你沒有辦法在報紙上說你的話，只好在政論雜誌上，後來在組織裡，讓自己的同胞來爭取自己的權益。」他說：「糖果不會自己掉下來。」他也沒有忘記音樂，「在過程之中也產生一些歌嘛，像《大武山美麗的媽媽》、《最最遙遠的路》。當然跟歌的路不一樣了，鼓舞自己的同胞的歌就出來了，也是另外一種創作的路啦。」

1987年，台灣解嚴，社會開放，胡德夫漸漸復出。他先參與「黑名單工作室」，但在推出一再押後的個人專輯前，因患上骨刺，又雲遊了好多年。這個台灣民歌之父，要到2005年才推出首張個人專輯。」

後記：音樂的力量

我問胡德夫，有沒有懷疑過音樂的力量。「我唱《美麗島》每次都有力量；第二，我唱我民族的歌是有力量；第三，我唱覺醒的東西，我自己的歌都有力量。」年紀不輕了，但提到原住民受的苦，他還是會憤怒，「台灣的錢都淹到膝蓋了，為甚麼我們拿的錢比較少？這個你把它寫進歌裡，就變成力量了。」
這個年紀，你還關心甚麼？「關心先改善自己。真的，到了這年紀，誠實的聽自己的聲音，到底在幹嘛，你還是是不是像以前一樣，都65了，人生大半都過去了，眼皮一直垂下來了，這個時候，你聽到自己甚麼聲音啊，你如果寫歌，你沒有從裡面出來？」然後，他關心的是環境，「環境是永遠的，一代一代的破壞⋯⋯就算是敗壞，也要慢慢的敗壞，不要一下子呀！」他笑。

文、圖：何兆彬　鳴謝：光華新聞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