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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李照興:衝浪衝出新價值

李照興 | 20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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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衝浪的沙灘,早前一天是渺無人跡。這天卻是一聲號令,上百人換了黑色衝浪裝備白色浪板,面對白浪迎上前去。衝浪是種既要身體技術,又要順着天然風勢的運動。偶爾騎到一個漂亮的高浪,乘浪而去,左拐右轉,順風而行,好不生猛!

像有個秘密組織,年青人等待颱風過後,晨早就聯群結隊朝海灘而來。那是個日本伊豆半島南端海灘,先一天還是打風打到天昏地暗,過了一天,這邊卻陽光普照,但由於剛打完風,大家憑經驗都知,今天早上浪特別大,是衝浪的最好時機。
我不時都碰到他們,我意思是這些自由行動的年青人—— 我理解為他們提醒我,他們做了我沒有做的事。不用跑到沖繩那麼遠,就在日本本島上,大都會周邊近至鐮倉(距東京一小時火車程),又或遠些少,到伊豆海岸(兩三小時),都可找到大浪沙灘和衝浪人的身影。也不用奇怪, 哪來的那麼悠閒的人啊?不用上班嗎?

其實近年到日本比較多(若住在中國東面沿海,如上海, 兩個小時就到,隨時過去很方便),碰到更多的即為這種自由一族。未必一定是不上班天天衝浪,就算是上班, 也就開家小店, 自己打扮得和店的氛圍美學一樣( 有Vintage 的有Old school的有派皮的有街頭潮人的),一人開店,有沒有顧客也不最重要,一人迷醉於自己的世界── 換到現實的人又會來問:那沒生意這樣行嗎?

之前已有不少對於這些不上班族,或至少是不全年上班族,選擇過一種平宜簡單低薪但自由節奏的年青人的介紹,甚至理論化分析。有意思的是,繼日本之後,我看到香港或台灣也開始有此潮流認可。最近《紐約時報》有關千禧世代特徵的報道梳理了自由族以外的廣義上自由創業族的社會趨勢:

「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不是要去賺更多的錢,而是要少賺些錢。將近三分之二(64%)的千禧一代說,他們寧願做一份自己喜歡的、年薪四萬美元的工作,也不去做他們覺得無聊的年薪十萬美元的工作。他們出現在各個『創意』領域,從造型師到電腦專業人員,他們拒絕一般人認為有保障的公司工作,冒險去追求自己的創業夢,即使要在父母的地下室裹玩命工作也沒關係。」

我想說的是,香港也好可能正步入這種新的社會生活追求階段。那並非如過往部分分析所說的,社會在往下流,或是經濟衰退令年青人無所事是。不是的,只不過是新一代其實真的活出了當年我們想過而並沒有付諸行動的生活: 另一些生活的可能性,另一些人生。

假日走在東京的百貨公司(甚至是香港的商場── 不計自由行),你就知道說了二十年的不景氣,像沒有多少影響到人們的購物慾。光鮮高消費的商場一個又一個落成, 而且更朝不單純是購物的方向發展。由早年的六本木森大樓,到MIDTOWN,到新時代包裝的蔦屋書店,到最新近的虎之丘,結合了精緻品味的建築美學和消費選擇,文化藝術融進社區,哪裹見到倒退?

我常常說,起碼在生活條件和人民素養而言,日本社會確是已發展至當前人類文明可能的高水平極限,它領導及預視着文明社會的未來方向。而就在這繁華物質追求的旁邊,卻同時容許別的可能性。那即是說,你有你的企業和地產開發,促進經濟大茶飯,我有我過自我逍遙的開鋪自由工作小日子。

我不僅是說我遇到的眾多衝浪年青人,他們工作半年,然後到海邊租個小單位,打散工,又或保持長期旅行習慣, 放開白領及坐班規律來過日子的生活習慣轉變。更重要的,其實是我看到一種生活價值觀的改變。

他們沒擁有太多物質,地位,然而他們絕非失敗者。他們認同的,早早就不是數字和價格,不是生產總值,不是價位升跌,而是一種更合自己節奏的步伐。不趕求發展的增幅,反而注重發展的方向和質量。

當然,你可能會說,是社會再不容許向上流,他們無可選擇下只能這樣。但這說法似乎忘記了社會價值觀追求的互動,當文明、文化和經濟條件出現關係轉變,價值觀因應調整,也是一件極為自然的事。一窩蜂的向錢及發展看, 以經濟手段來保證自己的生活,可說是資本主義前期至高峰期的特色,價值觀必然單一,日本台灣香港都分別經歷這階段,現在是中國和不少後發城市正經歷此階段。

姑勿論原因為何,反正前發地區社會發展現結果就是這樣: 年青人再不把父輩或社會主流曾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視為自己的追求價值(當然資本價值觀自有其繼承者,這裡說的是但這再不能成為一種壓倒性力量)。這是套在日本台灣香港等更先進社會已出現的共同現象。當已擺脫經濟金錢作為安定高質生活唯一衡量標準(這一度的標準有其可理解的原因,尤其是像在中國這種需用金錢來保証生活質素和安全感的社會),人和社會的未來可能性突然就多起來。

這和當今年青人成長於一個截然不同的世代有關。正如《紐約時報》上述後續分析:

「這一代人並不是只懂享受,他們複雜而自省── 經歷了很多重大公共創傷:911恐怖襲擊,代價慘重(且懸而未決)的戰爭,經濟大衰退。這一代人從小就使用數碼產品,觀看災難視頻和充滿電腦特效的電影大片,還遭受過黑客攻擊,所以在他們看來,現實世界是密切相連的。對各種機構(政治機構和宗教組織)都持懷疑態度,更喜歡趕快想出解決當下問題的辦法。這並不奇怪。有智能手機是一回事,我們當中很多人都有,但是從十歲就掌握它的各種用處是另一回事。」

香港現正經歷的,正是這種生活價值觀的範式轉移。由對土地的留戀、社會公義的抗爭、性別性向平權的宣揚,到正在進行的真普選追求,說的就是:不以經濟發展為唯一標準,社會可否有另一些新可能性?當有這樣的訴求,有別樣的價值觀,而沒有被綁架的命運(生活和經濟綁在一起),過往的制度權力者就很難再完全控制你了,因它再不能用單一的經濟神話來買起每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