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文壇母鳥

2016-01-25

剛踏進2016年，北風刮來，這天香港大學人都躲起來了，走進百周年紀念館前那小石屋，見到白先勇老師在熱情的跟大家打招呼。

「你是《信報》的呀？我跟你報館幾位都很熟。」甫見面，白老師主動的跟記者握手打招呼，他的手又軟又暖。龍應台曾形容白先勇：「最冷的眼，最熱的心，最溫文的人……」的確，白先勇文字冷峻老練，談吐卻像和風熙日，雖屆78歲你仍感到他那炙熱的感情。

回看一生，白先勇說自己都在做自己愛的事情。今天他的愛都花了在文化傳承上。他有個夢，是「華人世界有一次像歐洲的Renaissance（文藝復興）。」在大學教學多年，學生叫他Rock Star，台灣畫家奚淞則形容他為母鳥，一直在餵餔後輩。

傳統 VS 前衞

《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紀錄電影系列二記者會，左為白先勇，右為導演鄧勇星。

二零零年後白先勇病了一大場，以為自己要離開人世了。下病榻時他想：上天要我留下來，一定是我在塵世還有任務未了，他開始全力推廣崑曲。當文學電影節《他們在島嶼寫作》聯絡想拍他，他本來老是推辭，後來終於被「崑曲」二字打動。片子《奼紫嫣紅開遍》一拍三年，導演鄧勇星中途接手，面對前人拍下堆積如山的素材，他說：「如果一天看十個鐘頭，那要看四個月才看完，像我要刻一顆鑽石，但來了十輛卡車。事先我知道自己要拍白老師一定要有藍圖，但我回頭再看自己的藍圖，根本不夠。」

白先勇成名得早，大學部3年級時就在《文學雜誌》發表首篇小說《金大奶奶》，兩年後，他與台大同學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李歐梵、劉紹銘等創辦《現代文學》。當年，他們以「以新、以真、以善為主，不隨俗，不崇拜傳統」為創作主旨。但沒全面拋棄傳統，白先勇尤其愛《紅樓夢》、《牡丹亭》，也着力推廣崑曲。當年談文學創作他先論「新」，在他眼中，必然是看到舊的迂腐陳套的同時，也看到傳統之美。

「我們辦雜誌要創新。創新跟五四時不大一樣的地方，整個風氣是他們要把整個傳統打倒。因為當時傳統的壓力還是很大，當時他們相信傳統不足以救國，所以要救忘圖存，一定要向西方學習，我們那一套都不要了。我們那時候比較理性。所謂創新，是我們對三十年代的文學有點不滿，他們的文學，不論魯迅、巴金、茅盾，並沒有達到那麼高⋯⋯這當然有很多原因了。而且他們提倡的白話文，當時還比較年輕的一種風格囉。我們就好像應該把一條新的道路走出來。」

回憶起那五十多年前的歲月，白先勇緩緩的說：「我們當時很年輕嘛，對現代主義很着迷，另外，也有東西在召喚我們呢，不論對文學也好、藝術、繪畫也好，（我們）也在做Revaluation（重新評價）。我個人來講好像矛盾，一方面在提倡最Avante Garde（前衞），另一方面去中文系學最傳統的詩詞、莊子，我對這些都很着迷。我們是走到Crossroad上面了，西方跟傳統兩股力量，其實在衝突我們。但我們不像五四時候，要打倒──雖然我覺得章回小說、舊小說不好。這兩種東西匯集在我身上，我有意無意的就把它融合起來在我的寫作上。我離開它，整個根還是在中國的大傳統上面。」

在那個西風壓到東風的年頭，民族自卑感氾濫，其實當年文壇全面西化才是主流吧？「是主流。但後來我們發覺，這一群人他們幾乎走了一圈都回歸傳統。」他笑：「都是這樣子的。余光中呀，我們同時代的王文興，他現在也回到最傳統的東西了，因為走過那條路了。現在回到傳統，有另外一種看法、新視野。所以，很可能，我的悲願大願，是希望在未來華人世界發生一種歐洲式的文藝復興，很需要的──不，是必要的！我們的民族、文化要重新復興，這條路可能要走歐洲文藝復興的路子。歐洲人走回古希臘的源頭，我們可能也是要回頭走中國的傳統，把它重新合符到二十一世紀的舞台上，把它參雜了古今中外的想法。」

西化就是全球化

白先勇是廣西人，1937年在桂林出生，父親白崇禧為國民黨桂系將領，1948年他曾在香港入讀喇沙書院，1949年他15歲隨家人退到台灣，年少時他學業成績好，中學畢業後曾夢想參與興建三峽大壩工程，以第一志願考取成功大學水利工程學系，翌年轉學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1962年他母親去世後，白先勇痛心，他按回教葬禮走了四十天墳，第四十一天就馬上飛到美國愛荷華作家工作室。1965年取得碩士後他在美國定居，並在加州大學任教中國語文及文學。他大半生遊走在現代及傳統、中與西之間。那麼，到底中華文化的精華、本質在那裡？

「我又拿崑曲作例子。我們在美國西岸、倫敦去演，西人對於崑曲是完全不懂的，但在美國加州大學等四個校園演出，12場也是每場都滿，票價很貴，有一半以上是非華人。我們演出前，還給他們Lecture，我們有一群義工，都是大學教授，美國人也很認真，他們有心思去學，看的時候由衷的欣賞。他們發覺第一：它美，第二：故事好，它是愛情故事，像《羅密歐與茱麗葉》一樣，愛得死去活來的。」他笑說：「像中國的傳統也是，像愛情這種東西，年輕時當然是喜歡嘛。所以我的策略是進入校園區，我要影響那些學生呀，他們看得如癡如狂呀，沒看到簡直不能相信。北大如此，安徽合肥科技大學念理工科的，也是如此。為什麼？我想我們Timing很要緊，2004年開始做，文革完了三十年經濟慢慢起來了，沒有溫飽那裡去看戲？現在經濟水平上來，外面各種文化都衝進去了，但大部分都是商業文化。

「年輕人有一層的Confuse──那種文化認同，整天講全球化，他們怎麼辦？我講全球化，全球化就是西化！就是幾個西方國家領着你跑，他們說了算，強勢的進來。」說到批判處白先勇字字犀利，但語氣仍是笑意盈盈，「人總有反省嘛，你的文化在那裡？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認同非常破碎。西方人很知道的，這樣這樣（用手比劃着）來的，美國人雖然只有兩百多年歷史，但他們還是從英國、希臘這樣上來的。」

談起崑曲他就興奮，辦崑曲推廣，他一百場一百場的跑，台灣、北京、香港都去過，「大家看得感動到不得了，因為太久沒有看過美的東西。美是普遍的，我們看芭蕾舞懂不懂沒關係，它美我們就很着迷了。我們能夠欣賞芭蕾舞，為什麼不能欣賞崑曲呢？年輕人本來覺得它老，的確它的Presentation要改革，所以我們做得很美，而且做青春版。這樣子的話，學生看得如癡如狂。」

西人也有戲曲，也有愛情故事，也有美，中西文化差別在那裡？我們該怎樣抓緊中華文化的核心部分？「有差別了。中國人的美，非常含蓄。西方人非常熱情，很直接。中國人的表現方式──你看《牡丹亭》，眉來眼去二十分鐘，水袖過來水袖過去，很Subtle的，也是很美的方式來表現，用水袖來纏綿。」西方人、現代人不會覺得太慢？「不會，因為他們太快了吧，他們要看不同的。」

再發光

《奼紫嫣紅開遍》全片長110分鐘，問鄧勇星白老師重視片中表現什麼，他說「一開始以為是崑曲，但「後來才知道他重視的是美、真，他有文化的包袱，他的歸宿── 一般說是家，但他的家是抽象的。他有講到中國文化是他的鄉愁，傳統文化的美，是他想回去的地方。」

靈魂其實是個能量體，導演鄧勇星形容白先勇「接觸後一直在發亮，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亮度嘛，他學生時代辦文學雜誌，影響這麼大，然後自己的作品，到崑曲，又像他這麼誠實的面對自己的愛情⋯⋯」但發光體通常不大在意自己。談自己，白先勇總是像談別人的事，帶點距離。他最關心的，是中華傳統文化有沒有辦法現代化，再次發出光芒。

「我寫文章，推廣崑曲，一方面復興傳統，另一方面也把它現代化，等於說，我這個年紀知道我在做什麼，我希望把它煇煌的過去，了不得的文化，把它拉到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舞台上，讓它重新發出光芒。」現實總是困難的。現實是世界比從前功利化，華人社會，其實由大學做起的是在削減文科，「中華文藝復興」這宏願固然聽來美好，但你樂觀嗎？做下來有感無力孤單嗎？「不樂觀，但不能悲觀，你悲觀什麼事都不能做了。你說的客觀現實是存在的，我們的文科不管是在什麼都非常的虛弱，這跟社會的價值有關。美國整個國家是以跟科技掛飾的，但他們的人文教育還是很強的，你看他們哈佛文史是非常強的，他們是以這個做根基，再在上面發展科技。」所以才有創新嘛！「所以嘛！所以我說我們的文化問題──我們沒有文化的根，薄了，虛了！所以只能學人家表面，浮面的，沒有自己的精神在裡頭。西方到今天不是偶然的，從文藝復興、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呀，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嘛，她有那麼大的根基在那裡。我們呢？十九世紀一下子砍斷了，一斷以後，一方面是外來西方的衝擊，另一方面是我們自殘──就像你講，我們學校裡面傳統的課越來越少，有些沒有了。為什麼在美國不管是什麼系，都一定要有一科Western Civilization（西方文明）從希臘講起呢？因為學生至少有概念，知道自己的文明從那裡來。我們大學裡就應該有中華文明的課，每個人都要修。」

可是沒有，那怎麼辦？「所以我在大聲疾呼，在北大在中大在台大設立了一個崑曲課。」做崑曲，他說「其實只是當作一個突破點，因為崑曲是個表演藝術，容易讓學生接受，它其中包括了文學、音樂、舞蹈、戲劇，所以它是綜合藝術，融合得非常了不起，我認為它是明清時代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學校有這個課，一年上千個學生，讓他們發現原來傳統裡也有這麼美的東西。」不樂觀，但他看到希望，即使微小。

家鄉是中國傳統文化

白先勇《奼紫嫣紅開遍》（他們在島嶼寫作II）正在PALACE ifc及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

2012年，白先勇出版《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有批評說他替國民黨將領父親說話，他老實不客氣的答：「我不替父親說話誰替他說？」談中國過往，他曾承認曾對中共寄予期望，談到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他又曾以「亡國之恨」來形容。這些年他說：「我的家鄉是中國傳統文化」國家的概念轉化了，他的關注，其實出於一種對中國文化的憂慮。他一直想替這個民族找精神上的歸宿。你的國，其實是文化精神上的吧？

「我是中國人，我說的中國是五千年的中國，從開始有詩經楚辭，大傳統的中國，長江文化，很大的那個中國是我國家。」不是地理上的？「不是地理上的，是文化上的。」他笑：「當然地理上的，這麼大的一塊土地也是我的國家！所有中華民族的國家，我也有我的權利，我的Claim！」是你精神上的歸屬感？「我想是比較像崑曲比較Elite（精英）的東西，我是比較認同大傳統的。這個民族真的需要一個大的Rejuvenation ，大的一種重新的救贖。我們從十九世紀真的就衰微下去了。太多戰亂、太多革命、太多破壞了⋯⋯⋯」還有文革，「文革破壞得不得了，到現在要慢慢恢復起來，這樣整個民族才有得救。我們要往前看，現在的情況並不樂觀（他越講越小聲），但即使你不樂觀，你還是必須做的。」講到這裡，他又咧齒而笑。

余秋雨曾引用白先勇說「世界上有很多佳作，由於展現的幅度不夠廣袤，也就無法跟真正第一流大師的作品相提並論，一部作品氣魄的大小，是看作者下筆前後是否有足夠的歷史悟性。」白的小說，一寫就是時光流逝，邊緣人、民族的苦難。前些年，桂林政府請白先勇回鄉探訪，人家吃一碗桂林米粉，他一次吃三碗，大家都怕他撐壞，白先勇笑說：「吃桂林米粉是一份填不飽的鄉愁呀。」白先勇曾說過很年輕就醒悟「美的東西都不長久」，他那犀利眼光，回鄉看到的一定不只是鄉愁。

「感受當然多囉，你想想看，（中華民族）有幾次機會可以起來的，但一下子日本人就打壞掉了，本來共產黨起來以後，新中國甚麼，但一下子文革又把它搞壞了。幾次大的要復興，結果⋯⋯」自己又不爭氣，「嗯，自己不爭氣，唉（他長長的嘆一口氣），是⋯⋯是⋯是感慨的。」

所以有人會悲觀，就覺得中華傳統包袱太多，終究還是會失敗。「我想，現在對於文化我們應該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文化上要來個徹底的重新評估。」從大學做起？「大學當然應該義不容辭的，全世界的學者、權威，好好的去做。你看現在這麼多出土文物，我們的文化史要重寫了，文學史要重寫，藝術史也要重寫，我們好多東西都要重新做過，這是第一步。這樣子才對我們的中華文化有個客觀的評估，你再說我們五千年文化怎樣了不起沒有用，但另一個Extreme說老東西都沒用了，這也不對。」他眉頭一皺：「美的好的東西在那裡，怎樣去發揚它？如果大家有心做這件事是可以重新發揮的。我們很多東西呀，我們的藝術──我們的山水畫多了不起嘛！哎，是我們自己把它斷掉，要去問教育部長，為什麼學校裡面山水畫都不教了？（因為）他們都是學理工的，懂得不懂？他們非常簡單的以為崇拜西方科技，你別忘了，西方背後有他們的藝術、歌劇、莎士比亞，東西當然都很厚重。我們把他們上面那一層的抓來，把自己厚厚的底丟掉，毫無道理。」這說法聽起來，就是五十年前他在中國文學上做的事情了，今天再聽，仍然現代。

愛，沒有限制

1985年，香港電台訪問白先勇，問到同志議題──卻是跟當年熱議的愛滋病一同詢問的。三十年後回看，簡直不可思議。白先勇是著名的同性戀者，面對這題目他不主動講，但也從不迴避。他1983年長篇小說《孽子》寫同性戀主人翁阿青被趕出家門，當年在華人社會造成很大震撼，曾多次被改編成影視作品。他活在那年代，在華人社會，可有被打壓？

「我是個作家，寫小說、文學的。我有個信念，尤其是我寫小說──寫什麼？寫人性寫人情。我一直認為，同性戀是人性的一部分，從古到今都有，永遠是少數，少數不也是人性！同性戀是少數，但也是人，既然是人性，當然寫，應該寫少數人的心情。而且同性戀除了戀愛的對象是同性以外，其他人性跟其他人是沒有不同的。」少數人從來都是他寫作主題，半生文字創作。他曾說自己要寫的是「被流放的邊緣人，跟他們的同情」。多年前法國《解放報》曾問各國作家：「你為何寫作？」白先勇的回答是：「我之所以創作，是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的痛楚變成文字。（I wish to render into words the unspoken pain of the human heart.）」

同性戀者人生與一般人沒有不同，說來容易，但在七八十年代大眾沒有這概念。「對，就覺得是變態，會被歧視、打壓。但我很早就這麼講嘛。我記得第一次公開講是在香港《Playboy》中文雜誌（1988），蔡克健訪問我談到同志議題。」事情鬧很大？「鬧很大！別的報紙都有轉載，其實我沒講什麼，就講同性之愛從古到今都有的呀，它超越種族文化階級，超越所有人為的限制，它是基本人性的事實，It's a Fact.」愛是沒有限制？「沒有的啊，這是基本人性，那個階級、人性都有愛情的嘛。」那期《Playboy》訪問中他把對同性戀的看法說得透徹：「異性戀是要找一個異己、一個異體、一個Other，同性戀呢，找尋的往往是自體、自己、Self、在別人身上找到自己。這是同、異性戀的一個基本不同。」

問老師，人生價值中，愛情他怎麼排。

他大笑起來：「這個就非常複雜了，沒有人講得清楚哦。哈，這是作家的題材⋯⋯」人生是要追求愛、學習愛嗎？「這個沒有人能講得清楚，這個東西它的Definition（定義），因為它是那麼複雜，那麼的Unfinished，沒辦法的，所以才有題材呀。你看所有電影電視、歌、小說，都在寫這個東西嘛，而且一代一代都在講，講完了嗎？也沒有講完，到最後也不知道答案。它太複雜，每個人不一樣。」

談戲曲故事主角時他會說主角「愛得死去活來」，讀者會相信他也曾一樣。他與戀人王國祥相戀長達38年，對方受「再生不良貧血病」折磨多年後去世，後來白曾寫過一篇《樹猶如此──紀念亡友王國祥君》以茲紀念，文中他寫「一開始我們之間便有一種異姓手足禍福同當的默契」，一如訪問中，用字含蓄，但文中卻記及二人多年情誼，出入醫院，互相照顧，文字情真意切。末段寫到王病逝後，他回到離開數月的家中，藉寫清理二人多年來種下的茶花──枯死的移走，病危的救活，不過王帶走的那一塊，連補蒼天的女媧也不能補，「春日負暄，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閱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義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後記：信心，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