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石門》得主 「不拍電影太無聊了」

第六十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得主落在《石門》手上，這齣預算極低，沒有什麼宣傳，以日本片資格參加金馬的電影，由黃驥及大冢龍治這對中日夫妻合導。

電影由黃驥夫婦這個2-3人的微型團隊創作。疫情期間，二人回到湖南老家，一邊生活，一邊拍片，十個月把電影完成。戲中除大部分是素人演員，黃驥甚至連自己的老爸老媽都叫上陣了，演女主角的父母。拍這樣的獨立電影，又不賺錢，戲在國內被禁了，不能上映。為什麼要拍電影？為什麼人要創作？

TEXT BY 何兆彬（劇照由高先電影公司提供、導演照片由被訪者提供）

女兒問：為何要誕下自己？

《石門》這電影名字，傳聞有兩個意義，一是說電影發生在湖南縣石門市，黃驥說不對，「拍攝地點在長沙。其實因為我們以前的電影都是用名詞（做名字），所以這一部的話，也比較自然想到這個名字。」黃驥證實另一個說法，《石門》關於一個女孩懷孕了，考慮要不要把孩子生下來的故事，所以選擇了一個跟女性的身體 / 生育有關的片名，因為人體有一個與懷孕有關的穴道，叫石門穴，位於臍下二寸，「然後，它也預示和暗示着女性跟這個世界的關係，她是要推開很多很厚重的石門，孩子才可以來到這個世界。」

《石門》故事講述女主角林森是空中服務員學校學生，時年20歲，有天發現自己意外懷孕了，男朋友拼命工作，對保留胎兒很有保留。她別無選擇，正考慮把它打掉之際，認識了一家中介公司，專門替不能生育的夫妻找代孕父母，本來林森懷孕了不符資格，但有一個家庭正好有需要，想要了她腹中孩子。林森一方面不想墮掉胎兒，另一方面因為從事診所的父母因為醫療事故，欠人債項，她只要順利誕下胎兒，交給那「客戶」，就可一舉兩得。

故事人物不多，場景多發生在小鎮裡，製作規模不大，但黃驥和大冢的創作/製作方式，卻是微型得驚人。

「我們從2019年開始拍攝，拍到2020年2月份。」剛好2020年1月疫情爆發，2月案例不斷飆升，「其實2017年以後，我們一直在調查這個題材。」對此題材產生興趣，是由於他們的女兒，有天突然問父母為何會誕下自己，「當時也不知道怎麽回答，好像也不能隨意回答，後來，我們決定就以一個女性生孩子的故事去創作，拍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懷孕了，考慮要不要把它生下來，十月懷胎這個過程的故事。拍這樣的一部電影，可以去跟女兒進行對話。」所以是獻給女兒的一個禮物？「不是禮物，但至少能夠跟她去討論，女性在她在決定要不要生一個孩子的時候，不是那麽簡單的一件事情。我也想 重新思考！思考懷孕是什麽？有了主題，我們開始做調 研和採訪，同時也開始去找演員，然後我們決定用前面 兩部作品的女主角（姚紅貴）。」

一邊打掃，一邊創作

2012年，黃驥開拍第一部長片《雞蛋和石頭》遇上姚紅貴，找她演女主角，那一年她才12歲，五年之後，又找她演第二齣長片《笨鳥》，那年她17，拍《石門》時她20歲。因為拍過兩齣長片，姚紅貴對演出發生興趣，開拍時正在攻讀相關科目。《雞蛋》關於一個女孩被性侵，不知該怎麼辦，《笨鳥》關於高中女生，與男朋友第一次性體驗並不愉快，兩片都與性有關，都來自黃驥的自身經歷。《石門》也與性有關係，它講述的是懷孕。

「我們做了很多的女大學生群體的調研和採訪，所以這個電影，是先從我們的家庭內部開始，但是慢慢離開了我的年齡，離開我的經歷和經驗，落到這個當下的這個女大學生身上，看他們對生育、對進入社會之前、對經濟、對未來的一些看法。」

二人的創作方式，十分特殊，拍攝時只有分場大綱、故事 框架，有人物關係，但沒有很詳細的劇本，「它不會牽涉到太多人物細節，我們一邊做調研，一邊同時找演員，調研和採訪持續的會貫穿我們的人物關係，整個片子由構想到寫成劇本，再到找場景、製作過程，基本上是一直在做調研採訪。」開拍了還在做？「開拍以後也會繼續做調研和採訪。」

《石門》由夫婦二人合導，她說創作這部電影，很多時候是早上去做調研採訪，晚上二人就躺在床上開始聊天，「大冢聽我講完了以後，再把這些（材料）放在故事裡面，他寫好了，給我看，我再給他反應。有的時候，是早上一邊打掃，一邊聊了起來。」如此創作方式，相當獨特。

因為中日背景、男女觀點，想法會有很大差異嗎？「大方 向都是一樣的。但因為我是女的，女主角遇到困境的時候，我總是希望給她希望，或把她塑造得更有力量，有行動力的一個角色，只要跟我自身經歷有關的情節，我會不自覺去美化它。美好的回憶想留下來，不好的會想避開。」黃驥：「因為大冢是拍紀錄片的，他比較會看真實的一面。」這個時候，老公會把她拉回現實面，為故事找 一個平衡點。

父母做演員

製作上，全個團隊只有三人，他們既是導演/編劇，又是攝影師、燈光、美術、剪接等等，「第三個人是其實是錄音師。拍電影必須有攝影師、錄音師，加上導演，三個人。」拍攝時團隊盡量利用自然光，大冢也會在五金店買材料做燈光。

《石門》劇本沒有詳細對白，演員也排戲，排戲前先把關鍵詞告訴演員，再由他們發揮。因為除了女主角姚紅貴有演戲經驗，參與的都是素人，拍攝上會困難嗎？黃驥：「他們雖然不了解表演是什麼，但是他們了解生活是什麼。」大冢：「我們選擇每次把他們真正的背景放在這個故事裡面，所以譬如說林森（女主角）的爸爸媽媽，兩位是黃驥的爸爸媽媽，他們真的是在那個地方開了診所，在裡面工作，所以對演員來說，比較自然，我們是在自己的環境在裡面演戲。」黃驥的父母演女主角父母，二人有爭吵戲，吵到要拿菜刀來砍對方，相當激烈。但黃驥說過，她演那場戲可開心了。戲裡母親因病光頭，戴上假髮，有時會拆下來，其實都是真的。

叫爸媽來演戲，過程會吵架吧？黃驥若無其事的說：「對，但這一次吵架比較少吧。真的，我們拍了十個月，十個月一直生活在一起。爸爸媽媽平時有自己的工作，還要給我們做飯！所以有時候他們會有一些焦慮，因為又要演戲，又要擔心工作，掛念那家裡的病人找不到醫生。」

父母這麼幫忙，其實他們來自小鎮，明白電影？明白你的工作嗎？「其實在我的女兒很小的時候，我們去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我請了媽媽一起來幫忙照顧女兒，一起參加HAF電影人在酒吧的聚會，很多電影人就跟她誇獎我，然後說她的女兒是個天才的導演啊！可能是別人在拍馬屁吧。媽媽是從他者的眼光，意識到女兒做的這個事情是比較靠譜的，是被別人認可的。」黃驥：「她本來不太了解（我的工作）。《笨鳥》曾經在長沙放映的時候，母親有來看，我的高中的經歷，有一部分劇情，我想媽媽也是第一次意識到，她曾經帶給我的傷害。她也在現場看到，《笨鳥》對其他的觀眾帶來的幫助和影響，所以她是感受到，我們拍的電影對他人的意義是什麼。」

去世前的遺像

母親透過電影來了解女兒，然後這導演女兒又因為自己的女兒，想拍一部電影來探討生育。女兒看了電影了嗎？「她看了。因為拍電影的時候，都是把她帶到拍攝的現場，所以她從小的時候開始，已經算是參與拍攝過程，她爸爸在做剪接的時候，也會給她看，聽她的感受。她看《石門》的反應，是一，為什麼固定鏡頭那麼多，聊天很無聊；二，為什麼你們拍的畫面都是很黑？所以（這電 影）對她來說，跟現在她想看的電影比起來真的是沒有什麼特別價值。」她笑。

大冢會說流利普通話。2005年到北京前，他是日本電視台的導演/攝影，專拍紀錄片。那年頭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他到北京拍紀錄片，也在北京電影學院裡留學，因此認識了黃驥。黃驥相信一個導演頭三部電影最重要，因此一直堅持用很純粹的手法去創作，資金由自己出，創作也保留獨立性。「如果是別人給我們錢的話，他們也有他們的想法，可能會起衝突。」大冢當初拍紀錄片，二人也很喜歡目前做大量調研，類似紀錄片的創作方式。

問他們喜愛哪個導演，答案是王家衛，「他每次拍很長時間，他的電影跟我們的風格不一樣，但是，大家都有拍到了一些當下的變化，時間的變化都拍下來了。」

拍獨立電影不賺錢，平常二人做什麼賺錢過活？「他（大冢）每年都會做一個下一年基本生活開銷的表格，大概就知道我們要不餓死的話，最低要做幾個工作，得到幾多收入，能夠活下去。」二人說，他們慾望很低，平常替別人做剪接、攝影、劇本指導、寫劇本，在中日都有做訓練營，教年輕人拍攝等工作，餘下時間就是生活、調研和創作。

既然拍片不賺錢，那為什麼要不斷拍電影？大冢：「每個人都24小時，但刷屏幕、看視頻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所以想拍下生活有價值的東西，讓未來的人看到。」

「不拍電影還是會死掉的，就是太無聊了！」黃驥說： 「我是從農村出來的，小的時候，看到村裡的那些人們去世之前，他都要拍一個遺像，然後如果他不拍這個遺像的話，過一段時間就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了，這個人就等於在這個世界上就不存在了。影像比文字更不太一樣的地方，是我看農村的這些普通人，他們的臉都挺有魅力的，我就想把他們拍下來，留下一個永恆的一個印記。」所以電影就等於你拍遺像的儀式？「是的！」

二人打算很快就開拍第四部長片，與之前不同是今次已找了製作人，但仍保留相當獨立、微型的創作方式繼續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