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腎科教父」講攝影與行醫 余宇康：要保持耐性

有「腎科教父」之稱的余宇康教授，是本地首個腎科醫生，上世紀七十年代將洗腎技術引入香港，造福不少病人。他生於醫生世家，父親余朝光是廣華醫院前院長，兄弟是寶血醫院前院長余宇楷、胸肺專家余宇超和兒科權威余宇熙。除了醫學，他們一家也熱愛攝影，父親早年對攝影着迷，甚至在家中設黑房，這興趣感染了他與弟弟余宇熙，但只有他堅持下來，數十年沒改變。

過去多年，他見證醫療技術突飛猛進，自己也努力學習，與時並進。這些年來攝影器材日新月異，但他仍偏好菲林拍攝，喜歡慢慢等待的過程，以及意想不到的色彩和光影碰撞。雖然攝影跟行醫性質相距甚遠，但他表示當中有一點是共通：就是要保持耐性。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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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宇康在拔萃男書院讀書時已經接觸攝影，早在四十年代已經拜爸爸的朋友、知名攝影家龍彼得為師，跟他到香港各處拍風景。「我們常到沙田岸邊影日暮日出、影艇，那時候沙田有很多漁船，現在都沒有了。」

那時候用的還是黑白菲林，他用Royer Royflex雙鏡反光相機，「（底片）很大張的，拍完回來自己沖曬，自己放相。」

他在1952年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後，因為學業忙碌放下了這項興趣，畢業後工作2年，再到英國深造腎科，1966年回港在瑪麗醫院創辦首個腎科專科，起初太忙，沒空拍照。後來工作慢慢穩定，他在七十年代開始重拾興趣，結識攝影家錢萬里，對其中國風景攝影作品甚為佩服，主動拜師，時常跟他出遊外拍。

「他當時在大陸是通天的，許多地方邀請他去拍，他也專去那些山旮旯地方，全部都有當地人安排，出了很多部書。我便跟着他拍，一年上兩三次，學習拍彩色風景照如何取鏡，捕捉光影。」診所走廊掛的一幅迷濛煙雨杭州風景相，正是他當年的「偷師」之作。

最佳「拍」檔影響大

拍了多年，錢萬里健康在七十年代末轉壞，無法再遠行。余宇康的同行者換上了同樣喜歡攝影的知名內科醫生黃貴權，「未去英國前，我們一起在瑪麗醫院受訓時已經認識。」黃貴權起初喜歡拍香港風景的黑白照，但後來因為太太患病暫停，期間潛心研究中國字畫和西洋畫，重拾相機時風格一變，把攝影當成繪畫，利用光影創作印象派風格或中國水墨風格的作品，這也影響了余宇康。

「從前攝影講究的是細節和清晰度，他卻用大光圈，只有一處是清晰，其他都模糊，效果就好像印象派畫作。還有用『波波鏡』，就是朦朧的光變成波波狀的鏡頭，再嘗試雙重曝光，菲林的顏色重疊變動，因此朦朧之中也有特別的色彩變化。」兩人經常結伴到外地拍攝，甚少留港攝影。「一回來香港就無時間」。

作為「腎科教父」，他自言當初也沒想過要走這條路，只是因為指導教授從倫敦回來，發現腎科開始成為新的專科，碰巧他也準備到倫敦進修，遂建議他專修。他開玩笑道：「教授說什麼就什麼啦，是吧？老闆叫你做你不做嗎？」他在指導教授安排下入讀英國倫敦大學，於1966年獲授哲學博士學位。「我剛開始學時還沒有洗腎，腎穿刺還是新科技，我就是學習這個，把組織取出來研究。腎科的書更只有一本，什麼期刊論文教科書也沒有。」

離港找透氣窗口

他回港後成為本地首個腎科醫生，創辦腎科專科，又與外科醫生首創外、內、腎科醫生一同巡房的安排，加強溝通，讓治療更全面。由於感到知識不足，他在1969年再到墨爾本進修，學習腎移植與洗腎，回港後將技術引入香港。多年來，腎科醫療技術發展迅速，在他辦公室內的書櫃放滿相關資料。「這一門科差不多七十年代才開始發展，進步很快。」

科技的發展完全改變醫生與病人的關係，資訊容易在網上獲得，病人來拜訪時已有一定知識，醫生要做的是詳細解釋各種醫療方案的利弊，與他們商量作何決定。「他們有很多問題，每一樣都要解釋清楚。從前很簡單，醫生說什麼病人就跟着做，現在則不然，許多新病人來看，常要看上半小時。」

退休前他在瑪麗醫院工作，同時又在港大做教學和研究，工作忙碌，病人時常致電找他，又要不停鑽研新醫療技術，攝影是他透氣的窗口。只要離開香港，他才感受到真正的安寧，可全心投放在攝影中，「攝影是很舒服的，讓人完全無煩惱，心情不一樣，每次拍完回來整個人如recharge過。」

操作攝影器材和醫療器材，哪個較難？他大嘆一聲：「醫療器材複雜多了！攝影其實沒有多少掣操作。」如今數碼相機日新月異，但他依然堅持用菲林拍攝，「我們的要求數碼做不來，例如雙重曝光下的效果，數碼顏色好、夠清晰，但我想拍到事物朦朦朧朧，它就做不到。」

他笑言，做醫生和攝影一樣，都需要有「耐性」。「例如病人的病況進展，很多時你急不來，要有耐性，慢慢看其反應。影相也一樣，要有耐性，有時架好三腳架準備在樹下拍花，卻發現光暗不佳，只能暫時不拍。光線整天在變，我們拍這些相，好天藍天、陽光猛烈大對比都不能拍，最好是陰天，下雨更佳，因為樹幹都變成漂亮的黑漆漆。」

現在醫療科技發達，醫生好像很多事情都可掌控，但他表示，無論行醫和攝影都要「看天做人」。因此攝影時，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等。有次他去法國的莫奈故居花園拍攝，好友沈祖堯碰巧也去開會，看到他的照片漂亮，要求同行，2人到達後，他打算拍日本橋，「但光影全不對，所以架起了三腳架慢慢拍。」沈繞湖一圈回來，發現他仍在同樣位置，驚訝地問：「為何你仍在這裏？」他哈哈大笑，最後等了半個小時，才拍出滿意的照片，放大送給沈，沈把照片掛在自己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辦公室，紀念這次「等待」。

多數是普通醫生

行醫以外，余宇康從事醫學教育多年。他表示，做好醫生未必一定要聰明，但記性一定要好。「不用太聰明，普通就可以，最重要是把那麼多知識都記着。」他見過無數學生，縱然資質有別，最後都能成為醫生。「無論用什麼方法選學生，結果總是一樣，每一屆有5%很聰明，大部分很普通，但總有十個八個很蠢（笑），很聰明那些不用教，多數畢業後做教授，大部分是普通醫生，最蠢的通常要花很多年才能畢業。但無論資質如何，最重要是好記性。」

他指出，除了牢記病理、醫療技術、藥物等，也要關顧病人。「這一行變化很大，行醫最重要是有professionalism，最重要是與病人溝通，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他表示當年系主任達安輝教授（Professor Sir David Todd）請新醫生時第一句就是，「你來我們這裏工作，就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他慨嘆，「如今不少年輕醫生只顧着賺錢，時間夠了就走，置病人需要不顧。「醫生是為病人服務，是一種社會服務，如今的醫生甚至病人打電話問東西也要收錢，什麼也講錢。」

余宇康也擔任多項公職，例如中英談論香港前途問題時，本地醫學界曾憂慮英國皇家醫學院的資歷在回歸後不獲承認，達安輝教授決定在港成立醫學專科學院，余也幫手籌劃。他們在1987年成立香港內科醫學院，他擔任創院名譽秘書，負責本地醫學專科的培訓，後來又擔任副院長，最後成為院長，至2004年才退下來， 如今仍是高級顧問。

他又給好友梁智鴻拉進香港醫學會，無端加入了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我又不是肺科，進去幹嗎？他說不用管，這個委員會只是負責花錢。」於是他惡補相關知識，與其他委員議決，將舊有的一筆過補償計劃改成按月撥款，又成功勸政府立例禁止手挖沉箱工作，大大減少患者數目。

縱然已從不少職位退下來，他仍有看診，又擔任大學、醫院、醫學會等顧問，攝影時間仍屬奢侈。他笑着解釋：「生活無憂，錢又揾倒，也要回饋社會和醫學界。」

余宇康小檔案

職銜：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名譽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名譽教授、律敦治醫院及瑪嘉烈醫院名譽顧問醫生

學歷：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及新加坡醫學院院士及香港大學名譽社會科學博士等

曾獲獎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銀紫荊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