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地位降

過往，知識分子地位崇高，皆因民智尚蒙未啟。公知以天下為己任，為公眾發言而沒有顧及自己的利益，自然得到公眾尊重。西蒙迪保娃（Simone de Beauvoir）鼓吹女性主義，有何得益？梭羅提出「公民抗命」，不交稅，有害而無益。

反智歪風大吹

如今，思想領袖得益之巨，不是傳統知識分子可以想像和企及的。學者也許「威武不能屈」，但要「富貴不能淫」，談何容易？何況，當思想領袖不一定要出賣「人格」（Integrity），只需要不為窮人發言，不為被欺壓者出頭，收窄視野，不講政治，只講政策，做個保羅克魯曼口中的政策專家（Wonk）便可。財閥富豪基金的底線僅是：不動搖制度。改良政策，減少民怨，財閥富豪可以接受。誰能說政策改善不是利民？當然，撇開政治講政策，徒然治標不治本，思想領袖倒是不管的。

二來，當教育普及，尤其在社交媒體當道的時代，人人議事議政，只有一番道理，何須公知挺身而出？何況，公知無論如何安貧，也要「一簞食、一瓢飲」吧！以前大學是公知可安身立命的象牙塔。如今，大學也要向錢看，服務經濟，於是，文史哲學系經費日減，狐狸型學者日少。翟志拿慨嘆，社會科學中，經濟學是顯學，經濟學家的社會地位，遠較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等等崇高，取得研究經費較易較多，故既有佛里曼，也有斯蒂格利茨。

知識分子地位下降，當思想領袖者日多，在公眾心目中，大學和學者已不像昔日般受尊重和信任了。踏入二十一世紀，各地都掀起反精英、反智的歪風，美國也不例外。在極權社會，公知隨時受迫害，不鋃鐺入獄，也生活艱苦，屬高危「角色」。在香港，當公知也愈發艱難，在大學和中學漸難覓教職，亦漸難據「地盤」暢所欲言！時日曷喪，夫復何言？

撰文 : 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