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艾嘉 寫作改變生命 萬寶龍藝術贊助人大獎2017得主

文字在血液裡

「我好少⋯⋯其實跟得獎有何關係呢，我也不知道？但這次有機會做一個跟寫作有關的展覽，這個形式我也是第一次，對我來說（緊要的）不是得獎。」張艾嘉說。問她：你對創造/創作新東西，比得獎會更興奮吧？問到得獎感受，她笑：「對！ 所以那次我提出好多想法，他們一定覺得好奇怪。其實我覺得寫作跟我的生命好有關係，我當初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寫劇本。我最初出道只是唱歌、演戲，慢慢我發現自己喜歡做幕後。嗯，我年少時也喜歡寫文章，只是沒有想到，它會變成生命重要部分。」作為Montblanc「萬寶龍藝術贊助人大獎」得主，獲頒發一支刻有其名字的2017年Montblanc藝術贊助人系列Scipione Borghese限量版書寫工具。另外，1.5萬歐元獎金， 張姐已選擇將它捐贈予果實文教基金會。至於張姐親自策展， 以「I Write 書寫．書藝」為主題的展覽會，將於11月3-5日開放給公眾參觀。

一支筆，改變了她的生命。關於寫作，她笑說才能也許一直就在血液裡，「我的親叔叔也是作家──他叫張北海，姜文正在拍的《俠隱》就是他寫的。他也是個很好的作家，而這樣也是有影響的，覺得它就在我血液裡。寫作一直跟著我，這麼多年，它的樂趣越來越多。」

她的樂趣，就是作為一個Storyteller（說故事的人），「我今年替別人改了三個劇本，都是大改的，由頭改到尾。」1953年出生，年紀不輕了，但今年她還是在全情創作，新作《相親相愛》上映在節，她今年還在天天替別人改劇本，「我今年替別人改了三個劇本，都是大改，由頭改到尾！」痛苦嗎？「開初我以為是痛苦，但原來也是樂趣，否則我怎能寫下去？我跟年輕的編劇寫作，一直教他們，一直做做做。寫到後來，我發覺，一定是我自己很喜歡，否則怎寫得下去。寫到後來，骨頭都硬了，我都用手寫，寫到第三個，我覺得自己都Dry Up了， 不可能再寫了，要停一停。」

即使是同一個劇本連改六次，她都堅持用紙筆墨。「用手寫跟用電腦，分別好大，分別在那裡？辛苦好多，哈哈哈！」張姐大笑：「寫作的心情也不同，有時我讀打出來的字，總覺得它是冷冰冰的，有距離。若果我看到自己手寫的筆記，總會想起我寫字的情景，腦海多東西會出現。拿筆寫字，它跟你的心是Connect的。」因為用筆寫字，因為喜歡方塊字，她近日對甲骨文產生了濃厚興趣，甲骨文也成了展覽的元素之一：「因為我有個親戚在做一本字典，當中有提及商朝時用甲骨文最興盛，也最多。現在發掘到當年最常用的字，查得到的，可以分部首，按部首來做，他已找到二千多個字了。從前我們看資料，只找到1500多個字。」

展覽之中，以文字為主題，貫穿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感人故事， 「甲骨文令我想起了人類寫作，字跟人的關係，再去到我的電影、劇本。另外有一個故事，是我的朋友，在女兒出生那一天開始寫作，他為了陪伴小朋友長大，每天學習用左手寫字，感覺自己像初生嬰兒，伴女兒成長，因為他覺得小朋友開始寫字，小手都沒有生長好，字都是歪歪的。他一直寫，沒有停過，現在他的左手已寫得比右手好了！這是一個普通但感人的故事，我一聽到就想哭！尤其他是個男人！」

由歌唱入行，但深入創作，是由寫故事開始。張艾嘉轉到幕後發展時，才23歲。那一年她跟公司鬧翻，開始嘗試寫自己的故事，「23歲，那是好久之前了。我最早本來跟嘉禾簽約，但一兩年就解約了（按：電影她只拍了兩部半）。當時我已喜歡上做幕後工作，認識了一些好好的、寫劇本的朋友，你知道嗎？當年的電影都是配音的，配音室裡面往往有好多好叻的人才，他們未必是寫劇本的，但都很厲害，例如田豐、焦姣，還有好多厲害的配音員。他們大都以配音為主要工作，也有演戲的。他們都是我的老師，會教我怎樣讀劇本，怎樣寫劇本，讀什麼書。」對那些前輩──部分即使在影藝圈默默無聞，張姐心懷感激， 「好難得的遇到這些朋友，他們文學底子好好。在這之後， 我開始跟胡金銓他們合作，他們劇本是很強的，還有龍剛導演⋯⋯」創作路上，她遇到的都是頂尖高手，「我第一部戲做副導演，就是替龍剛做的，他教曉我好多事情。此外還有李翰祥⋯⋯楊德昌是後期了，我們一齊做《海灘的一天》，他的寫法比較新派。他們對我都有影響，如果以拍戲來說，胡金銓跟楊德昌對我的影響最大。」

說故事是她的特殊能力，即使是用在執導電影上面，她也使用這一套。在執導《少女小漁》時，為了令哭不出來的劉若英演哭戲，只上前冷冷的跟她說：「你看你多慘，在滾石三年也沒有發唱片，我叫你來拍，你一個人就來了，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幫你⋯⋯像少女小漁一個人去紐約，做任何事情都要自己來， 你不覺得自己很慘嗎？」奶茶一聽就投入處境，馬上哭崩了。談起這事，張姐忍不住笑：「所以做導演有時要知道心理， 要知道她弱點。其實我拍《心動》那時GiGi（梁詠琪）也是這樣，每每拍完她就望着我──一副『你成日都係咁』的模樣。因為我也是演員出身，我知道演員做戲時很擔心。電影製作， 不像拍電視劇一鏡直落，電影的分鏡是分開的，你的感情谷住谷住，他突然叫Cut！下一個鏡頭你馬上要哭，怎樣哭得出來呢？」她說：「我會好小心去處理，也因此，我很少在現場大聲說話，給予她們安靜的時候，尤其是文藝片，別讓工作人員嘈吵，希望演員能保持在狀態之下。若果她們還是哭不出來， 我知道她們已去到那狀態了，只是需要那一巴掌嘛！那一巴掌我不能打她嘛，只好過去跟她講。」

以柔制剛，從不罵人。每每戲拍完了，她還跟幕後工作人員去喝酒，「拍好一部戲，不是一個人的成績，而是全體創作。我為什麼找這Cameraman、這個美指？為什麼找這個人？因為我知道他是好的。作為一個導演，我不是去叫他做這個做那個，而是看他能給我什麼！」她正色的說：「我覺得好多人忘記了這方面，整天在現場表現自己。好多人在現場喜歡扮演導演， 呼呼喝喝，我最憎咁！每個人來到，是要帶來你的才華，演員也一樣，你來到，不是我演給你看啊，而是你演給我看。」

愛好嘗試，終生學習。因為太了解自己要什麼，人就會不斷推掉不適合的。圈中人人都知，張艾嘉嚴選工作，商業從來不是你優先考慮？「不應該這麼說，因為我們做創作，商業從來都是考慮。做創作總要跟Viewer（觀眾）有關，否則我們做來幹麼？其實所有Artist都有虛榮心，都希望別人拍手掌，『好叻呀！』『好靚呀！』沒甚麼人可以逃避這一個。否則你為何不在家裡做？做Home Video就好了。大家都知道，作品是要拿出來做商品的。」

近十年她參與的其中一個重要的作品是《華麗上班族》，先製作了舞台劇，再變成電影版，但電影版反應卻出奇冷淡，「我們預計成績是會好好的，因為舞台劇的反應好到不得了，全場爆滿。到了做電影版，我改劇本，好辛苦，觀眾又不想看歌唱電影了。奇怪！為何你們不喜歡歌唱電影呢？我自己就很喜歡看歌唱電影了。你永遠都不知道觀眾口味的。每一齣戲都有它的生命力，那我就按照它的生命力來行。我覺得當時我們做歌舞片，做得不夠嚴格。做歌舞片不可能做編劇的只做編劇，做導演的做導演，做歌舞片不可能這樣分的。它音樂又好，歌詞又好，其實就是對白，其實是環境，是氣氛。所以每一樣都要合一，主創人們要常常一起做，但當時大家沒有時間，沒辦法這樣做，於是做出來就是一隻歌還一隻歌。」

張姐：「到我剪片時，我也盡量把它剪成不要一隻歌還一隻歌，我希望把它剪成是dialogue（對白）。不過它拍時已是這樣拍了，也好難把它執成那樣。而且，香港跟台灣甚至中國觀眾，仍不太習慣演戲中途會唱歌，其實這個早期的粵語片、邵氏片都有，好多！它不是一個新的嘗試，只是現在觀眾看得太多不同的電影了。所以我們看到La la land（《聲星夢裡人》） 出來時，也不覺得有多了不起！我們看太多從Gene Kelly了， 那些場面多好看！現在不夠好，因為一有比較，你就覺得可以做得更好。這是我們做得不夠的地方。」

從台灣到港產片，再到今天合拍片，張姐在乎的，只是打動人心的故事，「以前我們談這部電影好看，那部電影好看啊！ 現在我們談這部電影好犀利，收幾億幾億，那部電影又收多少。但沒有人講：『這齣電影到底講什麼，嗯，其實戲幾難看的！』講不出電影到底講什麼，沒有人講演員到底演得如何， 大家都在談Numbers。怎可能呢？就像現在好多藝術品，拍賣時賣了幾千萬，但畫的是什麼？就畫幾個女人，一朵花。沒有人講花美在那裡，那女人畫得如何，沒有人談藝術本身，我覺得這就很危險。」

因為新世代不講求深度？「不應該講這世代不追求深度，應該講這世代追求速度。當你追求速度成為主體，那就很難追求深度了。」今年她帶着三個年輕編劇，不斷退他們的劇本，就是要求故事能打動人心，「每次跟他們談完，他們都心甘情願回去改寫，這不是好事嗎？他們其實想我踢爆，告訴他那裡不好。嗯，這其實應該是學校該做的事，但我也沒有進過學園啊，也只是傻更更的進了這圈子，最好的，其實就是做！」

文：何兆彬　圖：Ben T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