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飛：科幻電影與人類進展

1968年，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的電影《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上映後，科幻電影成為電影類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電影《星球大戰》系列上映，採用大量特技製作的電影逐漸流行，遂為日後科幻電影潮流奠定基礎。

電影經典《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對人性刻畫、對社會制度的批評，甚至表演、剪輯和配樂俱堪稱高峰，但在奧斯卡評選上竟敗給一眾寫實電影，連個技術獎都沒拿到，難怪導演寇比力克的粉絲抱怨說道：電影節評委根本就不懂得欣賞科幻電影。

進入未知世界

康城電影節47年前將評委會大獎頒給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星球索拉羅斯》（Solaris），法國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亦以《阿爾法城》（Alphaville）獲得金熊獎，此兩項榮譽可算科幻電影獲得的最高榮譽。

當電影節帶着偏見看科幻電影的時候，荷蘭鹿特丹當代美術館卻給科幻電影以殿堂級榮譽、以全球巡迴的展覽「科幻：進入未知世界」（Science Fiction: A Journey into the Unknown），重新回顧科幻文化的歷史。科幻電影以未知事物滿足觀眾，人類對未來或是現實社會衝突的想像，注重真實科學、推想性科學或思辨科學及經驗方法，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將魔法或宗教中的超驗主義（超自然現象）互相結合。

展覽從恐龍講起，原來在電影誕生之前，寫實油畫與漫畫書早就講述很多恐龍的故事，在大眾文化，恐龍乃人氣動物。可以說人類對大體型生物的恐懼，和對失去的世界的想像，兩種歷史性情緒，也投射在恐龍題材的文化產品中。1993年，《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集研究之大成而面世，成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恐龍電影，世人在電影院驚呼尖叫，對科學及自然作出思考，電影提出有意思的設定：現代科學可從蚊子等昆蟲身上複製恐龍的基因，有製造恐龍的技術，那麼科學應不應做此件事？遠古文明和現代該如何共存？

說起複製人，以科幻電影質疑科學的倫理並非新事，尖銳質疑倒提出對人類的複製；《2020》（Blade Runner）提出難以解答的問題：當一個複製人具備人類情感，有了痛與愛，有沒有做人的權利？此一問題將科幻題材指向人類文明的終極思考，何謂人類本質？

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有此說法：人類乃會思考的蘆葦，他點明人類脆弱，人類屬性在於思考能力。在眾多科幻電影中，人類的思考能力可被支配及控制，比如在《潛行凶間》（Inception）提出設想：在人的意識植入想法，想法會發展出行為動機，人的選擇及行為就變成可操控；從控制情感到控制行為，從掌握訊息到掌握社會，從篡改歷史到建立統治的合法性，此等古老權謀，至今仍然影響着人類生活。

展覽開創單獨單元，就叫「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此標題來自同名科幻小說。在原著小說基因控制技術，讓人類淪為生物技術及政治人物的玩偶，對人類統治、洗腦及催眠，從胎兒階段就開始，根本無從知曉，更無從反抗；可以說，反烏托邦故事在科幻題材佔有位置，就像復仇在動作片的地位。《廿二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2020》、《真人Show》（The Truman Show）等電影都塑造極權主義的社會環境。表面看來生活其樂融融，真相卻令世人心寒。

反烏托邦剪輯

展覽不僅將那些反烏托邦電影片段剪輯，更將電影場景設計的草圖搬到現場，世人總說電影為導演的藝術，在科幻電影中，場景設計甚至比台詞更準確傳達電影理念。

對未來生活的想像，無論機械動力或社會制度及人際關係，都通過城市設計表達出來，隨科幻電影更有遊戲產業快速擴張，場景設計師早已在電影學院中從服裝化妝道具中分離，成為單獨的專業。

電影《後天》（Whitewash）與《雷神奇俠3：諸神黃昏》（Thor: Ragnarok）的場景設計師施爾（Christian Scheurer）對於未來的繪畫作品在「美麗新世界」單元中展出。

從反烏托邦入手，激活觀眾對控制訊息，就控制了人的行為的思考；對焦到世人身邊習以為常的商業訊息，不正是要警惕的資本與權力的催眠術嗎？

撰文 : 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