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飛：政治正確 人像遭殃

在大學校園立像，是致敬和感謝。感謝前人捐錢給大學，如牛津奧里爾學院豎立英國殖民主義者羅德斯（Cecil Rhodes）的像，是為了感謝他死後捐了大筆錢給學院。南非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 Town）也有他的像，因當年他設立羅德西亞殖民地。南非獨立後，自然要將他的像拉下來，他代表帝國主義也！

自從政治正確盛行後，不少西方歷史名人的像均遭殃。奧里爾學院的學生在2015年要拉倒羅德斯像，學院拒絕，皆因這會打擊其他富豪捐錢。去年，曼徹斯特大學學生會大樓裝修落成後多了一塊匾，銘了吉普齡（Rudyard Kipling）著名的詩《如果》（If），學生不滿，因吉普齡擁護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在學生眼中，他的詩《白人的重擔》（ The White Man's Burden）「反對解放、賦權和人權──這些都是學生會表彰的價值」云云。

單一標準評價前人

曼徹斯特學生塗污了匾，並噴上2014年去世的美國黑人女詩人和小說家瑪雅安傑盧（Maya Angelou）的詩句《我仍然起來》（Still I Rise），詩中有云：You may trod me in the very dirt/ But still, like dust, I'll rise。詩末還有響起戰鬥號角般的句子；I am the dream and the hope of the slave/ I rise/ I rise/ I rise。諷刺的是，安傑盧年輕時卻說過，她「欣賞及尊敬吉普齡」（ I enjoyed and respected Kipling）的《如果》。她泉下有知，會如何評價曼徹斯特學生的行為呢？

安傑盧欣賞的肯定不是吉普齡的帝國主義主張，亦不是他的白人優越主義，而是吉普齡的才華。詩人與詩人之間的「識英雄重英雄」，超越了政治主張和個人性情，反而她的支持者沒有這份氣度與胸襟。政治正確最大的弊病正是，評價歷史人物只得一個標準：政治是否正確，其他不論。如此一來，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人物，除了被壓迫者外，恐怕沒有誰值得致敬、立像或立匾了！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不但欣賞《如果》， 且將之翻譯成意大利文。他被墨索里尼關在獄中時寫道：「吉普齡的帝國主義道德觀，只緊扣當時的歷史現實而言。任何社會團體要爭取政治權力，都可從《如果》中汲取教訓。」

曼徹斯特大學校方表示：立匾前沒有諮詢學生的意見，是不尊重學生，但吉普齡的《如果》只是勵志詩，和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無關，不應因人廢詩。 BBC曾相隔十多年兩度叫公眾選出他們最喜歡的一首詩，結果都是《如果》名列榜首。溫布頓網球中央球場門前便刻了《如果》的兩行詩：「如果你能對勝負這兩個騙子一視同仁……」2008年決賽，費特拿與拿度爭冠軍，比賽因天雨暫停，兩人各自為《如果》錄音，日後再因天雨暫停比賽時播出。2017年，細威更念《如果》的下闋並拍成錄像，改了詩的尾句為「You will be a Woman, sister!」鼓勵她的女兒。

英語的verse和poetry，中文都翻譯作「詩」，其實大有分別。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和艾略特（T. S. Eliot）都認為吉普齡不是個出色的詩人（poet），卻是個優秀的verse writer。吉普齡的作品，像《如果》、《白人的重擔》、《第1000名漢子》……恍如歌謠（ballads），淺白鏗鏘，琅琅上口。

從鼓吹侵略到反戰

在十九世紀末至一戰期間，吉普齡是英語世界名氣最響的作家。他的《軍營歌謠集》（Barrack-Room Ballads, 1892）風行一時，至今仍是了解當時軍中生活的最佳文獻。他的兒童小說更開風氣之先：兩本《叢林故事》（The Jungle Book, 1894, 1985）是一個由動物養大的男孩的成長故事，當時暢銷的程度不下於《哈利波特》，到現今仍不時改編成動畫。

此書掀起「野孩子」小說的潮流，《泰山》1912年在雜誌連載，1914年出單行本。1908至1925年《藍色珊瑚島》（The Blue Lagoon）三部曲出版，曾三度改編成電影，以1980年波姬小絲主演的《青青珊瑚島》最賣座，乃至威廉高丁的《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都是講孩子野外生存和成長的故事。1907年，吉普齡才41歲，成為第一位英國及英語作家奪得諾貝爾文學獎。112年後的今天，他仍是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吉普齡固然寫出鼓吹帝國主義侵略的《白人的重擔》，晚年當他心愛的兒子約翰在一戰失蹤（後列為陣亡）後，他也為捐軀的官兵墓碑寫過反戰詩，聊聊兩句，言簡意賅：

If any question why we died,

Tell them, because our fathers lied.

因吉普齡的政治主張而抹殺他其他方面的成就，公道嗎？

撰文 : 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