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氣象專家劉雅章 估計香港夏天將達40℃

繼去年夏天創下破紀錄高溫，今年夏天依然酷熱，更創下48年來的7月最高溫度35.6°C，高溫讓不少人聯想到全球暖化的問題。世界氣象組織指全球氣溫在今年頭半年再創新高，氣候變化的徵象逐漸浮面，不容忽視。

研究氣象學與氣候變化多年，曾在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下稱IPCC）工作過的劉雅章教授，慨嘆港人對氣候問題了解仍不多，環保意識也不高。若全球暖化加劇，未來香港夏天溫度可能達到40°C，暴雨與颶風也會變得更強，然而香港人仍未做好預防及應對未來災難的準備，讓他憂慮不已。

撰文：張綺霞

[email protected]

劉教授從小學開始就對大自然的不同天氣現象感興趣，雖然在中大讀物理，仍對相關範疇念念不忘。「當時學系都非常傳統，沒有如今那麼多通識課，讀物理就『勿理』，其他的東西就不要理了。七十年代，人類對環境問題開始有興趣，所以也自修相關知識。」於是1974年，21歲的他大學畢業後，就去了美國進修大氣科學。

最初他研究香港常見的空氣污染問題，後發現大氣層動力學更為有趣，於是在博士論文中研究觀測數據與天氣事件的關聯。博士畢業，他轉到普林斯頓大學，加入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總署轄下的地球物理流體動力學實驗室做研究，專門負責天氣預測與分析。「我們造出不同的電腦模型，將氣象數據歸納，從而了解不同環流系統的特性及交互作用，以及在全球暖化的環境中有什麼反應。」

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一留就是35年，成為實驗室的首席科學家及大學的大氣海洋學教授。然而他一直希望有天能回港工作，作為職業生涯的最後階段，在3年前，他終於有機會回到母校，成為香港中文大學AXA 安盛地理與資源管理學教授，及擔任新成立的中大環境、能源及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熱夜上升十多倍

從八九十年代，他開始投身厄爾尼諾的研究。「七十年代幾個大型的厄爾尼諾現象發生，異常天氣頻出現，學界開始對此感興趣。」到了九十年代，溫室效應愈來愈明顯，北極的融冰加劇，一些地方暴雨增多形成水災，一些地方卻發生旱災和山火，因此他轉至氣候變化研究，並與同僚一起加入IPCC，負責撰寫氣候變化的評估報告，說服各地政府的決策人士正視問題。

報告書已經在2013/14年出了第5份， 全書分為3組，每組都有數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學者參與，他是首部分自然科學工作小組的其中一個作者，負責研究氣候變化對地區天氣的影響。「這與民生息息相關。如果說全球氣溫升了兩三度，許多人感覺可能不深，但如果說，未來香港的熱夜大增，就會比較有概念。」熱夜即最低溫度高於28度的夜晚，一般人不開風扇冷氣都難以入睡。「四五十年前，每個夏天只有三四個熱夜，現在卻普遍有三四十晚，升了十多倍。天文台1883年開台時，破紀錄的暴雨不過是一小時幾十毫米，現在卻是150毫米，暴雨的強度是從前的三四倍。」

全球暖化理論多年來都有不少爭議， 報告書正要對此作出統整，釐清各家說法。「在編寫報告書的時候，我們需要修改三到四稿，每稿都要公開給人質詢，過程中收到的建議有五萬多份，每一份都要達到問答雙方都彼此滿意的結論，縱然意見不同，但最重要是言之有據。」

減排就如買保險

他拿起自己有份撰寫的那本分量可比擬大字典的報告書，笑說：「每一個工作組的報告書都是這麼厚的。」他又拿出了另一本薄薄的小書，是出版委員會特別抽出當中精要，給各地領導人閱讀。「1000頁變二十多頁，中學程度的任何人都看得明。」

在科學論述中，所有事情都無法完全肯定或否定，是爭議的主要源頭，甚至曾有學者質疑全球變暖為假。科學中的不肯定性因此成為不少國家多年來不負減排責任的藉口。但劉教授指出，氣候變化的原理如今已經如牛頓第二定律般成為科學家普遍認同的理論，爭議只在於暖化程度多少和後果多嚴重，在科學界中，97%的學者都認為全球暖化為真，雖然坊間仍有不少人存疑。「可能是科學家的工夫做得不夠罷了，仍須繼續努力。」

要紓緩氣候變化必要減排，劉教授形容減排就如買保險，應該及早進行，「愈遲做，後果愈嚴重，經濟負擔也會更大。」但這牽涉到經濟和發展成本，因此多年來各國遲遲未達成共識，未發展國家認為責任應在已發展國家身上，這是他們自工業革命以來種下的惡果，但已發展國家卻認為為了緩解未來情況，責任應共同承擔。說到這裏，劉教授笑道，社會政治問題遠比科學更難搞。「寫科學報告不難，一切皆有定律根據，不容爭辯。只是人們如何看待這個事實，是科學不能控制的。」

隨着極端天氣變多變強，氣候變化已不是預言，而是每天要面對的事實。2015年巴黎聯合國氣候峰會上，減排問題終有所突破，不同以往要所有國家遵從劃一的標準，這次改為要求每個國家承諾可做多少，免卻公平的爭拗，各國達成共識，認同必須控制全球升溫。劉教授嘆道，就算各國實踐承諾，也不可能把未來升溫幅度壓在2℃以下，「但這起碼是一個好開始」。

港鐵可能被水淹

全球暖化引發的問題，劉教授認為港人對此仍未有足夠了解和準備。例如氣溫上升，長者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健康都會受威脅，而開冷氣降溫更可能令電力系統超荷，引發大停電。公眾衞生方面，熱帶地區活躍的昆蟲未來可能也常在本港出現，引發疫症，香港醫療系統未必有足夠準備。當颱風和暴雨愈來愈強，香港的排污和防山泥傾瀉設施也未必能應付；香港不少建設和交通系統都埋在地下，許多基建都會被雨水淹壞。如之前颶風罕有吹襲紐約，許多地鐵站湧入洪水，要一段時間才能復原，非常依賴鐵路系統的香港是否有足夠準備？香港不少土地都是填海得來，離海平面不遠，若未來海平面上升，風暴潮引發海水倒灌，許多地方都會遭殃。說到這裏，他慨嘆道：「無論是什麼地方的人，大難未臨頭，總是未想到如此壞，這些都是inconvenient truth。」

他相信，人心改變必須與政策改變相輔相成，喚起人的意識需要時間，至於政策上，他如此評論：「所有政策釐訂都要基於事實，要有很好的科學基礎。」七十年代是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他也參與不少。如今在研究與教學工作外，他也積極參與社會倡議工作，又加入政府決策委員會，希望推動本地對環境和氣候變化的意識。

他指出，香港自詡國際大都會，環保問題卻一直處理不好，港人碳排放在全球名列前茅，垃圾分類多年來都未做好，三色桶的垃圾不少仍送去堆填，本地仍以燒煤發電為主，省電意識薄弱，對氣候變化的關注仍不足夠，如巴黎峰會在香港便被傳媒冷待。

環保生活信念強

香港要改進的地方很多，劉教授回看自身，時間精力已經有限，不知還能繼續工作多久，見證此地的改變，但他也讚揚此地有不少有心人和志願團體在幫忙。「對於未來我是審慎樂觀的，悲觀你就無法做任何事。」

雖然在美國工作多年，可是他的家人都住在香港，笑言橫跨太平洋不下數十次， 經常留意香港的新聞，因此回到此地工作時沒有太大的陌生感。出身清貧之家，劉教授從小就培養節儉的習慣，小時候他全家靠一把電風扇入睡，到如今也少開冷氣。研究氣候變化後，他的生活信念更被加強，出入都坐公共交通工具，住在中大教員宿舍，無論是回辦公室還是去開會，他都徒步上下山，太太和女兒都被他的習慣感染。「不用的燈一定關上，因此我家是很暗的，需要用哪盞燈才會開哪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