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遊走主流與獨立製作 58歲陳果：對我來說沒分別

2017-07-19

1997年，陳果用50萬元資金及東拼西湊得來的過期菲林，拍出《香港製造》，揚威瑞士Locarno影展，更同時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及台灣金馬獎，一鳴驚人。相隔20年，近日電影經修復後再上映，不少觀眾發現當中的絕望孤立情緒，也能對應當下。陳果笑言，自己從來沒有變，只是觀眾變了。

這位八十年代投入主流電影工業的導演，在獨立電影中吐氣揚眉後，近年也回歸主流，北上尋找機會。見證行業多年興衰，他也曾想過在獨立電影範疇守下去，但始終覺得這條路是屬於本地年輕電影人的。「我如今也是看劇本啦，主流或獨立，對我來說沒有分別。」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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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果笑言，自己是從主流走向獨立，再由獨立走向主流。（陳縱宇攝）

陳果早在八十年代入行，正值香港電影業最蓬勃之時，當時不少年輕電影人帶着新想法進影圈，催生了香港電影新浪潮，尤其是「美術指導」一職的出現，拍攝方式也有更多變化，電影美學才更受重視。他一直從旁觀察學習，由搬搬抬抬的場務做起，數月後成為場記，負責整體安排及記下拍攝畫面以便連戲，後來升至副導演，「那時電影仍行師徒制，很少人一進來就做導演。」

他形容，那時候娛樂太少，不似現在那麼多選擇，看戲必須入戲院。因此電影人不愁沒工作，市道興旺，只要表現好，一套戲未拍完，人家就會招攬你拍下一部，他更曾同時擔任2套電影的副導演。「我見證了最輝煌那10年」。九十年代他開始自己擔任導演拍商業電影，但那時工業已走下坡，觀眾選電影時更挑剔，偶爾有低潮，偶爾也有不少賣座作品，吸引人一窩蜂跟從，最後至市場飽和才停止。「九十年代是比較動盪的，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走。」

Image description 1997年的《香港製造》修復後，不少人都反映當中的情緒仍能對應當下。（劇照）

從前不用「本土」二字

踏入千禧年，許多本地電影人選擇北遷，投入更大製作中，「香港電影也有走到盡頭的感覺」。是否仍以舊日題材拍下去，每個電影人都有掙扎，他則選擇獨立創作，拍香港題材。他早在九十年代就北上拍戲，當時也感到不適應。「從前大陸習慣國營片廠的形式，全廠百多人，開工時卻都躲起來，不願工作，只有吃飯時才出現。」

然而隨着更多香港電影人北上，帶來衝擊，加上當地工業愈來愈商業化，工作模式也與香港更為相近。近10年中國電影市場更成熟，許多香港導演都以合拍片為創作重心，陳果也開始走這條路。「就算我拍獨立電影，也堅持了不是很久。很難做下去，一來觀眾太少，二來製作費不高，對導演來說不夠過癮。」

他笑言，自己是從主流走向獨立，再由獨立走向主流。眼看美國大製作與獨立電影同樣蓬勃，他希望香港也能多拍一些有別於主流的電影，「許多大陸上不到的題材，本土仍可拍下去。」

陳果的許多作品都被評論為「本土」，他笑言，拍香港題材自然帶有香港特色，「本土這個字好鬼敏感，從前不會用這兩字。其實香港電影一直很國際，未回歸前我們也會到不同地方拍戲。」

然而隨着合拍片愈來愈多，香港題材的生存空間也愈來愈小。「這也是無可厚非的，香港電影老闆也未必肯投資香港電影，更何況本地市場已不如從前那麼大，從前我們可以出口到美加華人戲院、東南亞等，現在都沒有了。電影工業不斷轉變，死守這塊土地也難有作為。」他覺得，現在的情況對香港電影來說傷害甚大。「最慘是它曾經輝煌過」。

最近他應邀出席香港國際機場「藝術、文化與音樂巡禮在機場2017」的活動，在機場入境大堂中央，有一個與本地電影歷史有關的展覽攤位「香江星影夢工場」(至11月12日)，便有陳果昔日電影的舊照。回顧過去，陳果認為港人應多肯定自己，尤其是以這麼小的地方，卻能拍出龐大數目的電影，而且也有世界影響力。就算香港導演北上早期也被質疑無法「接地氣」，適應期過後也做出成績，「大陸導演也無法來港拍香港電影，香港導演卻能從不懂拍到懂，有自己的位置，這是我們叻的地方。」

Image description 他在香港國際機場的展覽攤位「香江星影夢工場」前留影。（陳縱宇攝）

香港人虛耗20年

他的舊作《香港製造》修復後，不少人認為當中的情緒能對應當下，他認為只是時代變化的緣故，「一些事情當年他們看不到，現在看到了。」當年《香港製造》贏了評論和影展獎項，卻不算叫座，「20年前，香港觀眾覺得政治、社會那些『唔關我事』，雖然賣錢已超越我想像，50萬製作賣百多200萬，但本地影響力卻沒有外地那麼厲害。」

他記得有古惑仔看完戲後跟他說電影「有啲教育性」，聽得他笑起來。「不是教育，而是電影的昇華處理。當時沒有人會這樣拍，其實這只是一個普通古惑仔愛情故事，只是在過程中慢慢滲進我的想法，提升成另一種電影。」

在電影中，幾個被父母和社會遺棄的年輕人選擇用死亡去控訴，那種孤寂絕望的情緒在今天更埋身。有觀眾跟他說，年輕時看這電影不懂哭，20年後的現在終於懂了。「20年前看，觀眾會覺得太悲，所有人都死，今天才看到死裏面有訊息，這群人選擇死亡，是因為不想面對將來。」

他指出，當年感受所以那麼強烈，也有個人因素，「我寫這個劇本時是主流工業中的失敗者，拍了2部主流電影，都覺得那不是我想拍的。」一部是《大鬧廣昌隆》，不受公司重視，另一部沒有上映，對主流工業的不忿之情，全都放在電影裏面，再結合他所觀察到的社會情緒。「那時沒有太多人關心社會，最流行的一句是移民，每天都會有人問你走不走，整個社會籠罩不安情緒，但中產才能移民，普通人想也不會想，這些東西一定能啟發你。」

當年他拍出了1997的故事，2017的香港故事應該怎樣說？「這我沒想過，我也有點累了。香港人虛耗了20年，改變不了什麼，也讓人覺得疲累，這20年只是過程，不如想想2046年怎樣。」他認為，「一國兩制」下衝突不可避免，始終會有長期的激烈碰撞，「大家都不可能和諧地讓步，始終是截然不同的制度。」

未來香港故事仍有市場？陳果肯定地說：「好戲一定有人看的。」他認為近來有不少新導演的小製作都拍得不錯，尤其是這些電影回歸基本的社會關懷，「就算與政治無關，也是講人的戲，這些戲也有生存空間。」

Image description 陳果年前帶着作品《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及一眾演員參與柏林國際影展。（法新社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