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日本攝影師長島有里枝 20歲開始挑戰性別想像傳統

日本知名攝影師長島有里枝，今年45歲，從事攝影創作25年。人們對她的認識，是從她20歲那年的成名作開始，當時仍是大學生的她，邀請全家在家中拍攝全裸生活照，挑戰當時流行色情文化「裸體＝慾望對象」的想像。在照片中，她與家人全身赤裸地進行家中活動，天然無邪，就如無需要穿衣服般，在社會激起千重浪，輿論一片譁然。

隨後多年，她持續以家族、性別、身份認同等為題創作。攝影對她來說，一直都是政治行動。「我的藝術很多時都不是為商業創作，但它讓我有了繼續在這世界上存活的理由。如果當初沒有藝術，沒有表達自己的渠道，可能就會受壓至死。」

站在當年無畏無懼、向着鏡頭咬煙豎中指的punk頭少女照片面前，長島有里枝帶着已經長成少年的兒子，與相中人對看，如與當年的自己對話。在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Maho Kubota Gallery的攤位內，展出了其成名作「自畫像」系列。她在1993年大學仍未畢業時，就以此贏得知名的攝影獎項Urban Art攝影展PARCO賞，是當時該獎項最年輕及第一個女性得獎者，更獲得評審之一的荒木經惟盛讚，一夜成名。其後發生的一切，全都在她意料之外。

作為一個日本女孩子，自小她也感受到社會對女性角色有許多無形的要求，例如要溫柔可愛甜美，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她，「有時我覺得要扮演這角色是很不舒服的」。在家中，她更像是兒子，從小性格反叛。縱然童年生活愉快，但性格敏感的她，總是很不滿家庭扼殺了母親的發揮。「從小看到母親為了奉獻家庭，把自己許多想法隱藏起來，而外祖母縱然有才華，卻沒機會實現夢想，只能成為某個男人的家庭主婦，讓她們有時很不快樂。我很想逃離這種命運。」

而讓她不舒服的另一件事是，九十年代日本色情刊物限制放寬後的流行色情文化及女體攝影。當時更形成了一個新門類「hair nude 」，指露出陰毛的全身裸體攝影。「許多男攝影師都以年輕裸體女性為拍攝對象，許多男人為此着迷，他們靠此賺得很多錢，許多年輕女性都覺得不舒服，感到自己的身體也成為這消費文化的一部分。」

那種文化影響了整個氛圍，容許社會肆意用獵奇眼光去侵犯年輕女性的身體。「年輕的女性就只能是性慾望對象，身體只屬於某個男人，而不是自己。」

20歲成名

她從高中開始就對女性主義理論及藝術非常着迷，想透過創作對這種文化說些什麼，於是拿起相機拍攝自己的裸體，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呈現自己，企圖奪回話語權，「想在一個非色情的脈絡中呈現身體」。

她拍攝自己和家人，一來是因為沒有錢找模特兒，而且家人的關係也能讓色情的含意大為減弱。她最想質問的是：為什麼赤裸就會變成性慾望對象？「其實人一生下來就是赤裸的。然而長大後，我們總是害怕在家人前赤裸，只對情人或有性關係的陌生人袒露身體，我覺得這些都只是社會建構的意念，而不是自然狀態。」

很多人都會好奇，她是如何說服家人拍照的？她笑說：「就直接問，然後他們說好。雖然我們日常都不是赤裸相對，但因為家裏太小了，因此也難免會看到彼此裸體。而我們是相對開放的家庭，父母中學時是舞台劇演員，所以也不抗拒成為模特兒，當成是與真實自己分開的表演罷了，只有弟弟是最尷尬的一個。」

拍攝「自畫像」系列時，她沒想過社會竟覺得作品如此犯禁，贏得知名攝影獎後，更是迴響巨大。「我只是想為自己說點什麼，沒想過後果，然後所有事情突然全改變了，我開始覺得自己對作品也要負責——那時我只有20歲。它逼你從很年輕時就反思，我的作品對自己來說是什麼？對整個社會來說又是什麼？」

被猛烈抨擊

成名後，不同工作邀約接踵而至，讓她最無奈的是，當中不少是邀請她擔任模特兒和演員。喜歡拍攝女性裸體的荒木經惟、篠山紀信，都曾提出邀請。「但我全都婉拒了。原本我就是想透過拍攝改變那種男性凝視目光，最後還是被褫奪攝影師的身份，變成一個被凝視的對象。社會總是把女人當成創作對象而非創作者。」

獲獎之後，她連續出版了兩本攝影集YURIE NAGASHIMA與Empty White Room，都是以自己為拍攝對象，不乏裸體生活場面，又扮演不同角色，惡搞色情刊物的女性形象。然而遇到不少批評，「在那年代，許多女孩都拿起相機創作，不少男攝影師也不喜歡我們，因為我們『偷』了他們的工作，給我們很差的評價，如士兵那樣攻擊我們。」

她漸漸受不了成名以後的一切，最後選擇離開，到美國進修。「得獎後，我幾乎沒機會好好讀書，工作邀約實在太多。」到了美國加州美術學院後，開放的環境讓她對攝影的想法大有改變，慢慢鞏固自己對攝影的理念及看法。同時她遇上了前夫，結婚生子。在這過程中，她也以前夫為對象拍出一系列親密照片，記錄他從男友變成丈夫與父親的轉變，結集成攝影集not six，名字與日語罵人「草包」同音。

攝影集在日本引起廣泛爭議，因為她以前夫勃起的內褲特寫作封面，挑戰禁忌，也扭轉只有女性被觀看的攝影慣例。後來她又以自己的孩子成長經歷，拍成「5 Comes After 6」。

從前衞少女攝影師變成了主婦，生活以照顧孩子為中心，她企圖用鏡頭帶出這種生活動人的地方。「女性主義有句話：『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我也很相信這點。在攝影範疇中，總是有無形的比賽，大家鬥可以去到幾盡，追求拍攝更危險、更勇敢的照片，但我覺得這種比賽已經不合時宜，甚至有點蠢。我想，或者我們可以改為做多些對自己有意義的事。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周遭，我親密相處的人。」

難扭轉形勢

對於私密與公開的分野，她認為那界線未能清晰劃分。因為前夫是演員，對鏡頭毫不尷尬。「一旦我拿起了相機，就算是在私密真實生活中，都會突然好像變成設景攝影。相機總微妙地改變了彼此的感覺，鏡頭前的人會知道拍下的照片有展示可能，因此不自覺地扮演另一個自己。拍攝過程就像大家一起玩遊戲。」就如美國社會學理論家艾榮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社會學理論，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總如一場角色扮演遊戲，一場符合社會期待的表演。就算是她的孩子，從5歲開始也懂得在鏡頭前假笑，操控拍攝過程。「我不覺得自己的作品是記錄式的，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擺拍。」

在美國待久了，她覺得自己亞洲女孩的身份總是惹來歧視，因此最後選擇回到日本。而在日本，她也面對另一種誤解，被視為「女子寫真」的始祖。這個標籤，是由日本知名攝影評論家飯澤耕太郎提出，他把隨後冒起的女攝影家都歸入此類，並總結：「像每天的閒聊一樣，只以自己的方式記錄自己喜歡的人與物。」

對於這個標籤，長島甚為不滿，甚至為此修讀碩士撰寫研究論文，希望重新建構論述，強調她們的作品與第三波女權運動的扣連。她表示，就算是如何權威的評論家，有時也有自身的觀點局限，超脫不了男性中心的思維方式。女性攝影藝術家之間的風格主題多樣，難以單一地被歸納為與主流攝影相反的「異類」，而忽略這些作品扭轉性別論述的貢獻。「但這就是社會慣常看待女人的目光吧，不關注你的性格你的行事，覺得你『只是女人』。」

對於這些年來的日本性別平權，她認為有不少改善，但人心改變的速度仍很慢，尤其是性別教育仍不受重視。「我們甚至沒有政治或公民教育，這或許對政府有利，有一群不習慣思考的市民，這樣他們便容易控制。」她在大學兼職教書，也為不少攝影獎擔任評審，雖然看到不少年輕女性投入攝影圈，但有能力造成影響的女攝影家仍在少數。「許多圈內的男性在成為藝術家或評論者前，就已被教育扼殺性別想像，然後他們形成強大的集團，很難將形勢扭轉。」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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