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反叛到挑釁 從艾未未到單飛 趙趙

文：何兆彬 圖：Ben Tam（部分相片由當代唐人藝術中心提供）

爺爺勞改 生在新疆

「新疆在版圖上，其實它是西域，早期其實是沒有什麼漢族的，像我們家為什麼在新疆呀？那是因為我爺爺是國民黨，在49年之前，他是跟陶峙岳將軍去新疆的。」趙趙說：「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就被發配到新疆去勞動改造了。當年是五十年代土改，因為我爺爺又是國民黨，又是大地主，早年又在新疆做過書記官，就帶了全家去了勞改了。」時維50-51年，但他們家被發放的地方，可又不是烏魯木齊，而是在兵團。「兵團沒有少數民族，人也很少，不是大城市。」他畢業於新疆藝術學院，但志遠早就飛到外面。畢業後，21歲的趙趙跑到北京去。為什麼是北京？

「因為其他地方沒有給我看到敏感，北京的衝突跟敏感度就很高，因為它政治上的敏感度很高，然後她有一批很有創造力的人在嘛。我看過以後，就覺得一定是北京嘛，沒有其他地方可以選擇了。」趙趙本來接受傳統美術訓練，2002年到了北京，開始改變，「我覺得畫畫不是我最終要做的事情，我希望停下來，那時候我覺得也許電影是我想做的。當時內地有一個很大的DV浪潮，有了DV就可以當導演了！拿個DV就可以當寇比力克了。幾個年輕人就拍紀錄片，早期我拍過一個流浪漢，沒有故事情節的，我就每天跟着他拍，今天回看那作品，還蠻觀念的，因為沒有故事情節。」他笑。他沒有因此當上導演，但DV帶領他認識了艾未未，二人由04年開始合作，七年內拍了十部紀錄片，「作品都社會性，在國內沒法放映，我們就印成DVD寄到國外，也參加很多電影節。」作品的題材敏感，包括《一個孤僻的人》 2010年，對楊佳案的全程記錄，楊佳在2008年在上海市公安局殺死六名警員，並導致四名受傷；《美好生活》2010年，維權人士馮正虎回家的故事。這些紀錄片導至2011年艾未未被捕。「艾未未被抓，工作室解散了，我就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裡頭，11年開始做展覽。」

2011年開始做展覽，被封殺過，但捱過低潮，很快他就重新上路。近年冒起得快，趙趙顧量了一下手上能運用的資源，又再去冒險，「15年的時候，我就覺得紀錄片跟之前的作品，到了一個該好好反思的時間。我也在北京待了這麼多年，很了解這地方，用這裡的資源做，我就想回到自己的身份去考慮看：我是誰？我從那裡來？我要做什麼？」他思考人的行為總跟成長、童年有關係，決定回成長之地新疆做作品，「我在北京已經可以跟很多畫廊、基金會、博物館合作，我有這些資源，我還要去做商業性的作品是有抵觸的，我覺得，我應該回到新疆去做一件作品。」

回到創作，他的反叛個性又跑出來，「我怎麼把這些資源帶到新疆呢？我怎麼把矛盾、衝突更大呢？」他想起了塔克拉瑪，「因為塔克拉瑪是沙漠的腹地，它是南方地區，我出生在兵團，屬北方地區，沒有什麼少數民族。我想真正去到少數民族的地區去看看到底是怎麼樣。」他選擇了一個與塔克拉瑪鄰近
的輪台縣，帶着一百公里的電纜，由北京出發！一百公里的電纜，那實際上有多龐大？「電纜從北京出發，因為新疆買不到電纜。一百公里的電纜，總共要四輛13米貨車載去。」

四輛載滿黑漆漆電纜的貨車，聽起來已經很恐怖，「新疆到今天還是非常緊張，我怎麼去實行這作品，可不簡單。所以我覺得，回到新疆是運用了我的資源，在北京要做什麼事情可以說很容易，譬如說從北京到天津也是一百公里，這還比較好實現，並不是說沙漠沒人就好實現。實際上。要把電纜運到沙漠要有很多角色扮演，途中人家問你：你去沙漠幹嗎？一會兒，你就說自己是包工頭，去沙漠是為了石油。」包工頭是角色之一而已，「新疆什麼都很嚴，每到一個地方都有關卡都要有通行證，我們也塞過錢給人，就說我們要做生意，要把電纜運過去。你要知道，這電纜每一卷都1.8米×2.4米那麼大盤，很恐怖！」

別以為沙漠無人，一舖電纜，馬上有人來察看，「我們就說：在測試電纜線。到了把冰箱打開，回收時又有邊防來問。我們就說是拍廣告呀，我是廣告導演。為了這一系列扮演，出了很多方案，我們還偽造了廣告劇本。當時本來是說，如果我被抓，就可以拿劇本出來說我們是拍廣告，但如果什麼都拿不出來就麻煩了。」電纜很長，單單舖設就花了23天，整個計劃由前期到做完總共9個月。新疆敏感，難關重重，趙趙說是像拍電影一樣，這次要調配資源及關係，考驗自己的綜合能力，「所以我覺得這個更挑戰吧。」這具挑戰性，他一想到就興奮了。但作品本身帶點抽象，意象不明。大家總會問，為何發亮的是冰箱？「實際上，有想法開始，我最初想過電視機、Karaoke音響、洗衣機，甚至是一個燈泡。但為甚麼最終是冰箱？它有一種沒有任何關係的關連性，因為它能製冷，這是有關連性的。冰箱有門，我覺得這作品最後是比較抽象，門打開，發光，晚上我們用航拍機拍它的時候，它成了一個點；放近看，它又是一扇門。」趙趙強調自己還是喜歡「現實主義」的東西，也就是，作品怎與社會有所扣連，跟現實產生關係，「它很像行為，但超出了行為。行為是個表演，但我的作品不是表演，它是跟現實中的互動，這是策展不了的。這作品已經很抽象了，但它拆散了整個工作的經驗性。」

趙趙本來的作品，沒有那麼抽象。2011年尾，他因為巨型雕塑《偉像》惹上麻煩。《偉像》是高8.6米的巨型雕塑，造型上，他明顯是一個警員，趙趙卻一貫以挑釁的態度，展出時把作品拉倒，「警員」碎滿一地。「極權國家都有雕像，我塑完之後，它是被拉倒的雕像，砸得四分五裂的，然後，我就被國內被封殺了。我的所有作品都被扣掉了。我所屬畫廊是美國畫廊，這本來是2012年在美國開幕的展覽，他們用了三個集裝箱，剛運到天津海關，就在還有兩個小時要出發的時候，國家安全局、武警跟天津海關就把船扣下來了。」

從那一刻起，他就被封殺──不能參加畫廊畫展，也不能參加媒體採訪名單。「我就去參加別的展覽，警察會直接去找畫廊說趙趙不是藝術家，會找他們談話，談到凌晨。」他不能辦展覽，作品也沒了，有兩年時間就在工作室裡畫自己的畫，一批黑漆漆的畫。「心情很不好，有一段時間很煩。」他說：「我覺得本質它還是觸動了實體政治的神經，否則它不會扣我作品。很多藝術家都談政治，但他們很安全，為什麼我做作品都會帶來危險？這是本質的問題。所以我不談美學，很多藝術家都在談政治的美學或美學的政治，這是我不去參與的事情。」危險的藝術比較觸動到你？「我也沒有故意去做危險的藝術，我是看看你的底線在那裡。我一開始也沒有這麼反叛，但當警察把畫廊老闆抓到警察局，跟他說我不是藝術家啊，這我就很生氣，我很憤怒！整個體制參與了美術史，又參與了一個哲學的認定，推翻了藝術的認知，這體制就是邪惡的嘛！你為什麼會對邪惡妥協呢？你就更應該表達嘛。」

北京的藝術圈很火，養活不知幾個藝術家。令人好奇的，是國內藝術界/媒體怎待趙趙，他是受排斥的異類，還是默默受到支持？「國內我是一直受到排斥的，我沒有什麼藝術家朋友，因為很多藝術家覺得我跟艾未未走得很近，我又很政治。」他說：「藏家都不願意跟你接觸，因為藏家的錢都不乾淨。所以我沒有國內的藏家，藏家都來自香港、星加坡、美國、歐洲等等。藝術家們不希望有更多麻煩，接觸我實體上可能會有麻煩。但藝術總得要改變，而不是畫畫裝飾畫，或做做樣子吧。」他說起這個有點火，「國內充滿了藝術家，好多人想在藝術上做結合，甚至有企業也參與到藝術裡面。但為什麼他們不能跟我合作？那是因為他們不乾淨。他們依附於政治，所以不可能跟政治有挑釁。很多藝術家就是瞹眛嘛，感覺他又有一點，但又不是；感覺很政治，但又很安全。」

他承認自己的狀態是孤獨的，至少在藝術圈裡是這樣，但反過來，反而有利創作吧，「這是好的吧，因為我成長也是在偏遠的地方。」他說：「有的時候我覺得藝術市場很熱鬧，文化很火很熱，這是好事，總比其他事情很火好。但總不能只是炒作，一定要有真正的事在。今天很多人用商業、西方的結構，簡單裝修式的方法來影響真正藝術的本體，其實藝術不是為了藝術的形式和形態。我創作就不太考慮美學，美學從你行為中、態度中已經反映出來了。」說他喜歡危險，他不承認，「我也不是說一定要做危險的事情，但你沒有觸碰到那個點，就需要反思。藝術就是要真誠，今天又不是文藝復興，不是浪漫主義，不是印象派。今天藝術跟生活已經產生很密切的關係了，藝術家絕對不是只坐在工作室裡面畫畫，才叫藝術家。今天藝術更多是需要的是思維的方式，還有，你的想法是不是跟現實有互動？我不是說每一個作品都要被抓，我現在也在考慮我做作品的結構，我作品大部分品是現實的，其他是抽象，因為共產黨看不懂抽象的嘛。」嘿嘿，大家都笑了。

國內藝術炒得火熱，不少藝術家富起來都享受名人般的美好生活，你不嚮往嗎？「我會覺得很無聊，會害我陷入自戀或自High的情結。藝術跟生活很有關係，每個人都想過下好生活，但基礎條件是什麼？基礎條件是我們怎麼去過好生活。你給社會帶來了什麼？你就畫了些裝飾畫就能過好生活，但今天不是真實的中國社會呀。如果藝術家都這樣想，那證明社會結構愈來愈表面化，會壓搾很多勞動的人。」

「我覺得藝術最大的功能還是傳播，而且藝術是很有效的傳播方式，這些事情比美學有意思太多了。」

新計劃：新疆人的個體意志
思考個人身份，趙趙未來幾年還是打算回到新疆，去創作新作。其中一個作品，是去年他做了一個打火機，本來兩塊錢的塑膠打火機，他用新疆特產河田玉做出來。「河田玉從公元兩千年前就開始運用了，它很堅硬，皇室都用它作為權力的象徵，由於開採兩千年，已經非常稀少了。」

「因為最好的玉是從山上滾下來，被清洗得很乾淨的。」趙趙：「我用的玉不是在地下挖下來。而是在山上傳統方式，在崑崙山用人從4500米背下來。那山很高，機器、動物都上不去。我用這崑崙山的河田玉，做最廉價的打火機，還拍了紀錄片。它紀錄了今天少數民族的生存狀態，還有河田玉、玉文化在中國的影響。」

除了玉，還有刀。不說不知，新疆人隨身配刀已有400多年歷年，「我已經收了七年的刀，總共有一千把刀。刀是個體意志，因為從前少數民族從懂事開始，就要配刀。但從十年前，這完全被禁止了。」因為不可配戴，大家都把刀留了在家裡，趙趙提著攝錄機，一個個人的去訪問少數民族：你身上有刀嗎？對方說沒有，他再問「你不是民族就配戴刀嗎？」答：「不給戴了。」趙趙說：「我知道的，但希望他講出來。我就問他，能不能去他家看刀，想不想把刀賣我。我七年做了幾百個採訪，總共一千把刀，這是整個新疆的意志。」他說新疆禁刀後反抗情緒很重，但收刀的成功率還是頗高，「好比我問十個人，八個都肯賣給我。有的價格很高，有的是爺爺留下來，就沒辦法。」

回到藝術本身，那個是作品？「收刀本身像行為一樣，但我並不相信它收完刀放地上就是作品，收刀它本身是社會跟個體的參與性。紀錄片本身就帶有很強符號，收刀的行為是有動機，動機就是我去做了這件事。我的作品很少談到美學，
這都不重要，態度是最重要的。收刀不就是成果，刀和人，和我走遍了很多地方，所以整個它是藝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