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台灣學者紀大偉為同志文學救亡

2017-05-05

過去2年似乎是全球同志運動豐收年，先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最近台灣社會也就婚姻平權釋憲聲請案進行辯論，有望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區。回觀香港，單是就《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歧視法》進行討論，就已經惹來不少團體激烈批評，連正式諮詢也欠奉。當世界都朝着對不同性別更自由寬容的方向走時，香港似乎不進反退。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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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同志運動愈來愈多人支持，同志文學研究學者紀大偉希望他們能多關注相關文學書寫。（陳縱宇攝）

今天開放多元的台灣，也曾經歷保守高壓的日子。當地同志文學研究學者紀大偉表示，在九十年代，台灣的同志都會來港朝聖，尤其是拜訪當年的大型同志的士高「Propaganda」，那時候他仍是學生，常羨慕香港的自由。如今的情況則大有改變，香港的同志都愛跑到台灣去感受。他也認為台灣的同志人權愈來愈受重視，但同志文學前景並不明朗……

政治變化、網絡及科技發展在過去20年大大改變了各地社會面貌。紀大偉曾多次到訪香港，也去參加六四晚會，他表示六四對於九十年代的年輕人也是重要的事，「但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已經不大關心」。香港的政治空間變小，對於不同性傾向的理解和接受都似乎更保守，然而台灣近年風氣有所改變，社會公民參與的意識更強烈，民眾普遍批評國民黨和中共，異性戀也會公開支持同性戀，這些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都難以想像。紀大偉說：「以前台灣年輕人不太關心政治的事，現在卻有很多人參加同性戀大遊行。」

九十年代，台灣的同志都愛來香港享受精采的同志夜生活，而香港流行文化中常出現的同志形象，對於台灣年輕人來說是壓抑中的出口。20年後，情況卻截然不同，香港同志都愛到台灣去，「他們覺得香港非常壓抑，到台灣感覺比較自由開放。」如今香港的同志仍受限於家庭和社會壓力，但如今台灣對此也放鬆了許多，「在台灣可以看到很多公開的同性戀，甚至比美國街頭還容易，在學校裏很明顯。」

Image description 九十年代不少作家都發表同性愛戀、身體解放的小說，包括圖中的紀大偉（前排左）與陳雪（前排右）。（受訪者圖片）

同性戀空間增加

大大衝擊同志生活環境的，除了有政治，也有社會文化。網絡發達讓同性戀有更多自由的空間，然而其急速輕浮、講求視覺刺激的特點也大大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無論什麼性別傾向的關係也受到衝擊。

「1990年代台灣已經比較開放，可以利用當時的網絡bbs交朋友，那個時候沒有數碼相機，沒有手提電話，不能交換照片，只能靠文字交朋友，寫優美的文章吸引人。同性戀也不用去健身中心運動，運動也沒有人看到，因此當時對於文字敏感是很重要的。可是現在不一樣，女同性戀交朋友還是喜歡先從文字開始，但如果是男同性戀，都要交換照片，而且是要有肌肉的，很多人的時間都放在健身中心，而不是在圖書館。很多人都會花時間上Facebook，而不去看real book。」

紀大偉成長於戒嚴年代，那時候，社會上幾乎沒有出櫃的人。文學書寫是同志辨認彼此的出口，在發表及與讀者交流的過程中，明白到自己並不孤獨。

「大部分人都不會去disco或者bar，怕在那個地方碰到認識的人。警察也經常會到同志場所找麻煩，可以來檢查消防是否合規定，水是否乾淨，同志看到警察來檢查就很害怕，如果他們順便檢查身份證，同志身份就會曝光。從前警察把男同性戀看成黑社會一樣。」

而從早年台灣的同志書寫就有一定關注，最著名的是白先勇的《孽子》，然而在保守的社會中，這些作品都被評論者轉化成台灣被遺棄孤立的「國族隱喻」。但對於紀大偉來說，首先讓他發現自己身份的並非本地文學，而是外國文學。許多同輩的同志朋友都在流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身份，這都非他的經歷，表示自己的文學身份是先於酷兒身份的。「西方的書是我很重要的逃避空間，在裏面我可以神遊，不用太在乎台灣社會的保守。」

Image description 紀大偉多年來專注學術研究，圖為他（左）與知名學者王德威（右）。（受訪者圖片）

同志文學放異彩

從小他很喜歡卡夫卡的《變形記》，縱然靈魂不改，但一夜之間換了身體後，主角就無法被世界和父母認可，被世界捨棄，讓他感觸甚深。當時社會沒有出櫃這回事，「只有白先勇是gay，所有人都不是。不像現在班上的學生，都非常明顯地出櫃，可能會更容易交朋友。」那時候要走出來遊行是不可能的，要尋找出路多只靠看書，因此同志文學得以大放異彩。

紀大偉在早年便憑同志文學書寫成名，解嚴以後，社會開始慢慢開放，但速度緩慢。文學書寫也開始有更大的空間，「那時候台灣人比較有信心，因此文學也比較強盛。一個國家比較強的時候，她的國民才比較有心情去讀文學或欣賞藝術，否則只顧賺錢。」

當年不少作家都發表同性愛戀、身體解放的小說，打開了人們的性別想像。他正是在此時發表不少小說作品，招來同輩的恐懼與疏遠，壓力甚大，卻不願退縮。1999年，他決定遠走美國進修，到同志文化興盛的洛杉磯專注學術研究，以為就能追求到做自己的自由，卻發現當地的同志社群和同志研究遠不如台灣有趣。

多年以後他重回台灣，已經發現社會大有改變。同志運動變得公開，不像過去要戴口罩才敢走出來，然而過去賴以為出口的文學書寫，卻已經沒有什麼人關注。近年台灣社運興盛，許多學生都選擇讀社會學而非文學，「他們覺得可透過學科與社會立即的互動，文學就比較沒有。大部分人都沒有耐心，覺得它和社會不夠親密。」在同志社群中，文學同樣被邊緣化。「從前同志只能偷偷看書或者偷偷地寫，現在很多年輕同志都想要改變社會，因此關注同志的都關心社會學。」

網絡衝擊文學及同志之間的交流。他笑言，不論性傾向，台灣的男生都不喜歡看文學書。「華人社會的男人太想要賺錢，都是看賺錢的書。」同志文學在九十年代的身體解放上有不少重要意義，因為從前很多人會以文字呈現身體，但是如今年輕人普遍以照片來展現自己，甚至是裸露的照片，「文學不可能跟照片比賽。若無法比賽誰較誘人大膽，就要想辦法捕捉感覺。」

Image description 從前台灣同志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但今天已經大有改變，不少年輕人都能在不同場合公開表達對同志的支持，穿紅衣者為紀大偉。（受訪者圖片）

保持冷靜寫歷史

最近他出版30萬字的《同志文學史》，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梳理這些年來台灣同志書寫的轉變，是多年心血的結集，也是歷史救亡行動，希望能讓更多人知道過去同志走過怎樣的路。如今台灣同志努力爭取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但他慨嘆，就算專注談未來，也不能忽視過去。「記憶與歷史很多都在文學裏，沒有過去的未來是很可怕的。德國很重視人權，是因為他們都很認真去看大屠殺的歷史，其實同性戀也有很多受苦的歷史，這個也該看。」

他表示，自己的小說和研究書寫都與自我發現有關，不是為指導老師或讀者而寫，喜歡作品與讀者保持「審美距離」。這次《同志文學史》中也沒有採納輕鬆的態度，希望能帶出嚴肅的討論，讓研究更有力量。「我在寫同志文學史時，的確要跟文學史和讀者保持距離，不太想要太熱情，保持冷靜的關係。」

在台灣文學中，同志文學算不算是邊緣？他如此回答：「不少有關同志的書在台灣都賣得不錯，而且很多年輕人喜歡討論，但它還是比較邊緣，因為各國的文學歷史都是以異性戀男人為中心，白先勇是個例外，中國都喜愛講魯迅，連女人的文學都要被邊緣化。我希望為同志文學爭取一個空間。」

如今不只同志文學，整個文學書寫也在很大的危機中。「最近幾年，不少人發現文學最好發表的平台是在網上，而不是書本或雜誌，但還要跟照片和影片競爭是有點困難。未來與同志有關的藝術還是有不少發展空間，文學的確比較寂寞，或許也是好事。九十年代許多人希望同志文學可幫忙促進人權，很多人會關心，但這個想法本身是不好的，現在沒有了期待，得到的關注變少，這樣也比較好吧。」他建議未來同志文學可以跟更多其他議題結合，開闊空間。

Image description 1999年，他決定到美國進修，卻發現當地的同志社群和同志研究不如台灣有趣。（受訪者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