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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飛:科幻電影與人類進展

2019-06-20

1968年,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的電影《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上映後,科幻電影成為電影類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電影《星球大戰》系列上映,採用大量特技製作的電影逐漸流行,遂為日後科幻電影潮流奠定基礎。

電影經典《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對人性刻畫、對社會制度的批評,甚至表演、剪輯和配樂俱堪稱高峰,但在奧斯卡評選上竟敗給一眾寫實電影,連個技術獎都沒拿到,難怪導演寇比力克的粉絲抱怨說道:電影節評委根本就不懂得欣賞科幻電影。

Image description 荷蘭鹿特丹當代美術館正舉行「科幻:進入未知世界」巡迴展覽。(網上圖片)

進入未知世界

康城電影節47年前將評委會大獎頒給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星球索拉羅斯》(Solaris),法國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亦以《阿爾法城》(Alphaville)獲得金熊獎,此兩項榮譽可算科幻電影獲得的最高榮譽。

當電影節帶着偏見看科幻電影的時候,荷蘭鹿特丹當代美術館卻給科幻電影以殿堂級榮譽、以全球巡迴的展覽「科幻:進入未知世界」(Science Fiction: A Journey into the Unknown),重新回顧科幻文化的歷史。科幻電影以未知事物滿足觀眾,人類對未來或是現實社會衝突的想像,注重真實科學、推想性科學或思辨科學及經驗方法,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將魔法或宗教中的超驗主義(超自然現象)互相結合。

展覽從恐龍講起,原來在電影誕生之前,寫實油畫與漫畫書早就講述很多恐龍的故事,在大眾文化,恐龍乃人氣動物。可以說人類對大體型生物的恐懼,和對失去的世界的想像,兩種歷史性情緒,也投射在恐龍題材的文化產品中。1993年,《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集研究之大成而面世,成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恐龍電影,世人在電影院驚呼尖叫,對科學及自然作出思考,電影提出有意思的設定:現代科學可從蚊子等昆蟲身上複製恐龍的基因,有製造恐龍的技術,那麼科學應不應做此件事?遠古文明和現代該如何共存?

說起複製人,以科幻電影質疑科學的倫理並非新事,尖銳質疑倒提出對人類的複製;《2020》(Blade Runner)提出難以解答的問題:當一個複製人具備人類情感,有了痛與愛,有沒有做人的權利?此一問題將科幻題材指向人類文明的終極思考,何謂人類本質?

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有此說法:人類乃會思考的蘆葦,他點明人類脆弱,人類屬性在於思考能力。在眾多科幻電影中,人類的思考能力可被支配及控制,比如在《潛行凶間》(Inception)提出設想:在人的意識植入想法,想法會發展出行為動機,人的選擇及行為就變成可操控;從控制情感到控制行為,從掌握訊息到掌握社會,從篡改歷史到建立統治的合法性,此等古老權謀,至今仍然影響着人類生活。

展覽開創單獨單元,就叫「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此標題來自同名科幻小說。在原著小說基因控制技術,讓人類淪為生物技術及政治人物的玩偶,對人類統治、洗腦及催眠,從胎兒階段就開始,根本無從知曉,更無從反抗;可以說,反烏托邦故事在科幻題材佔有位置,就像復仇在動作片的地位。《廿二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2020》、《真人Show》(The Truman Show)等電影都塑造極權主義的社會環境。表面看來生活其樂融融,真相卻令世人心寒。

Image description 《2020》提出:當複製人具備人類情感,有沒有做人的權利?(劇照)

反烏托邦剪輯

展覽不僅將那些反烏托邦電影片段剪輯,更將電影場景設計的草圖搬到現場,世人總說電影為導演的藝術,在科幻電影中,場景設計甚至比台詞更準確傳達電影理念。

對未來生活的想像,無論機械動力或社會制度及人際關係,都通過城市設計表達出來,隨科幻電影更有遊戲產業快速擴張,場景設計師早已在電影學院中從服裝化妝道具中分離,成為單獨的專業。

電影《後天》(Whitewash)與《雷神奇俠3:諸神黃昏》(Thor: Ragnarok)的場景設計師施爾(Christian Scheurer)對於未來的繪畫作品在「美麗新世界」單元中展出。

從反烏托邦入手,激活觀眾對控制訊息,就控制了人的行為的思考;對焦到世人身邊習以為常的商業訊息,不正是要警惕的資本與權力的催眠術嗎?

撰文 : 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