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飛：有所期約，時刻不易

英國政治家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要量度一段友誼有多深厚，就看看他們在狂風暴雨時，會不會依舊應約。」（One always measures friendships by how they show up in bad weather，1948年）

在二十一世紀，我們活在一個準時的年代──日曆在手機與桌面電腦同步、車船飛機電影班次同樣在手機中一目了然……守約早已不只是美德而是一種習慣，但失約的訊息仍然十分之多，像被人澆了一盆冷水般，令人十分不爽。

法國才女茜蒙迪寶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寫信予她的情人說：「我很想見你一面……但你要知道，只要你說想見我的時候，我們的見面，對我來說才有意義。」才女在約會情人時究竟被打擊或被爽約多少次，才如此低到像微塵寫出這樣的心跡？「只要──你說想見我的時候──我們的見面──對我來說──才有意義。」作為女性主義的她，在著作中也不得不承認，在男女之間，女人永遠是「第二性」，一個被動的角色……

倪匡在散文集《心中的信》內形容：「一次失約，足誌永生，失約，甚至可以說是罪行。」

有異性冇人性

失約的確可構成罪行，但對象只有一個單位，它叫做法庭。

當你收到傳票而在「沒有確當的辯解」下缺席，最高判監可達2年，即藐視法庭罪。然而，若「藐視」你的是情人、朋友、家人，你又如何「懲罰」他們呢？第一次當無事，但接二連三發生，不少人選擇與失約的人斷絕來往。多年前，占飛曾有一個新相識的友人在中午約好占飛在當晚出來喝酒，但此人因「有異性冇人性」而爽約，最氣憤的是那人是在占飛抵達酒吧後，由占飛親自致電問「你在哪裏」，此人才說現在不能來了。當然，占飛最後也選擇跟此人絕交。

法國作家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的名作《包法利夫人》之中，「人妻」包法利夫人一廂情願部署與情人私奔，但對方其實是花花公子。在私奔前一夜，兩人仍然情話綿綿，但當她轉身走了，他卻立刻「清醒過來」。

回到家中，他寫了一封分手信給她，「他覺得愛瑪已退在一個遙遠的過去」，他也想過一堆漂亮的藉口，例如「告訴她，我破產了，好不好？……」到最後，他決定勸退她，當然也是藉口──提醒她作為一個人妻，她將會面對「盤問，譭謗，蔑視，或許還有侮辱」。

他終究失約了。失約的人，當然是因有更重要的事在前面。「他拿起一把弄亂了的書信，從右手傾到左手，好幾分鐘像瀑布一樣扔着玩。最後，膩了，倦了……！」

但，失約有沒有好事發生？如果你是樂觀的人，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在文學作品之中，例如張愛玲的小說《多少恨》，女主角在戲院等待朋友，但朋友臨時不來了，她到售票處退票。售票員說開演了，不能退票。這時男主角登場，正好想買該場次的電影，而且就他自己看而已。售票員對女主角說，那麼你把多出來的票賣給他就可以吧。失約成為一條紅線。兩人尷尬着，「如果有點窘，只是因為兩人都很好看」。

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女主角頂着大肚子來到陌生的異域待產，但她的富翁情人一次又一次失約，她唯有把寂寞的心靈交託在那名英俊的「司機」（其實是名醫）身上……當然，這些都只是虛構的小說或電影橋段。美國作家Candace Bushnell早說過：「這已是一個沒有人在蒂芙尼吃早餐的年代。」（No one has breakfast at Tiffany's.）

爽約像扣分制

不論什麼感情關係，爽約像扣分制，每一次的缺席，都會令你的信用度減分。不得已爽約的話，用盡方法最好圖文並茂去解釋，尤其要避免讓對方覺得你的重要性不及某人，必要時作一個善意的謊言。

宋代《袁氏世範》說：「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一旦許下諾言，就是一絲一毫的小事，也一定要做到；一旦答應了赴約，就是一時一刻也不應該耽誤，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信」。

撰文：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