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飛：偵探小說的社會意義

時下影音文化產品和社交網站當道，大眾消閒時看電影、電視或上互聯網看錄像，多過看流行小說。在英美，雖然小說銷量並沒有懸崖式下跌，但水平卻遠遜往昔。當《哈利波特》、《格雷的五十度色戒》、《權力遊戲》、《達文西密碼》等等都是暢銷小說時，能不扼腕長嘆乎？

流行小說中，偵探小說最益智，最具社會、文化「意義」（significance），且舉一例說明。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文化評論家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在《獄中書簡》中比較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跟G. K.車士打頓（G. K. Chesterton）的《布朗神父探案》（Father Brown），見解獨到。

葛蘭西指出，福爾摩斯是個「新教」 （Protestant） 偵探，不是指福爾摩斯是新教徒，而是福氏將理性奉上神壇，堅信客觀世界有牢不可破的科學（物理）定律，通過觀察案發現場、搜集證據、查問疑犯和高超的理性推理，就可找出真相。福氏的哥哥Mycroft，更可足不出戶，單靠推理即可破案。布朗（Father Brown）身為天主教神父，經常聽罪犯告解，深切了解人性和兇手的心理。布朗神父不是完全撇開觀察和推理，而是更注重從犯罪動機推斷真相和破案。

以心比心的內省

葛蘭西指出：車士打頓的布朗神父，表彰「以心比心」的內省，除了抗衡福爾摩斯撇除情感（無情？）的「唯理主義」和「單憑科學就可以找到真相」論外，兼且是天主教對抗「新教」。葛蘭西還認為車士打頓的文字功夫和文學修為遠在柯南道爾之上。讀《布朗神父探案》愉快過讀《福爾摩斯探案》，且體會到更多人心的陰暗。當年教英文的神父大力推薦占飛讀車士打頓的著作，一來希望我像車士打頓般信仰天主教，二來學好英文，像車士打頓般多引述流行的說法、古人的名言來寫文章。

朗勞諾斯（Ronald Knox, 1888-1957）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偵探小說作家。他生於富貴之家，父親曾任曼徹斯特主教，全家都是聖公會信徒。諾斯1912年在劍橋聖三一學院當神牧，卻在1918年皈依天主教，當上神父，父怒而在遺囑剔出他的名字。諾斯1936年被封為「主教」（monsignor）。柯南道爾以他讀醫學院的教授為藍本， 設計福爾摩斯。諾斯與車士打頓是好朋友，後者會不會以他為藍本設計布朗神父呢？

車士打頓受諾斯影響信天主教。諾斯則受車士打頓影響寫偵探小說。可惜，他的作品成就不高。1920年代，英國的偵探小說作家組織了「偵探會」，諾斯寫下著名的偵探小說「十誡」，如下：

（1）兇手必須在小說開頭便出場， 卻不可寫他的心理。此誡相信是為了不給讀者老早猜到他是兇手。（2）不許用超自然力量或神神怪怪的魔法殺人。（3）不許兇案現場有多過一條秘密通道或房間，此誡是為了避免作者「任噏解橋」。（4）不許使用一般讀者不認識的毒藥，或需要冗長科學解釋的方法去殺人。東野圭吾的《神探伽利略》即違此誡。（5）故事中不許有「支那人」（Chinaman）。「支那人」是歧視「中國人」的稱呼，一如用nigger稱呼黑人。時人認為「支那人」大多是不文明的生番（savage），心腸歹毒，讀者下意識的會認為「支那人」就是兇手。若「支那人」真是兇手，案件便太容易偵破。若然「支那人」不是兇手，讀者會覺得「失望」，倒不如不設定「支那人」的角色。此所以西方汗牛充棟的偵探小說，有黑人、印度人、南美人各色人等，卻幾乎沒有一個「支那人」的角色。

偵探不能是兇手

（6）不能使用任何意外幫助偵探破案。他也不能用直覺或神的啟示（revelation）破案。（7）偵探不能是兇手，因為讀者下意識的不會認為偵探監守自盜。（8）偵探不能找到或利用讀者不知道的線索破案。一旦發現任何線索， 必須明告讀者。（9）偵探的助手，如福爾摩斯的華生，不能太蠢，只可以比讀者略蠢。蠢助手的想法，必須明明白白寫出來給讀者知悉。（10）除非小說老早透露，否則不應寫孖生子或女，更不可有三、四、五……胞胎。

諾斯聲稱：任何偵探小說違反了任何一誡，都不是好小說。各位讀者認同嗎？占飛可以告訴大家：許多享負盛名的偵探小說都曾違反諾斯的十誡，連福爾摩斯、阿嘉花姬莉絲蒂也如是。

撰文：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