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臉無奈 《一念無明》可商榷之處

最近有幸獲邀出席一個慈善籌款首映禮，主辦單位是香港一所精神復康機構。這齣電影名為《一念無明》，由一位新進導演執導，主要演員都是相當資深的，內容圍繞香港精神病的問題，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和關心，而以此作為本文的主題。

戲中主線描述男主角是一個患有長期躁鬱症的病人，因為父親逃避照顧家庭的責任，而要獨力侍奉身體癱瘓、大小便失禁的母親。母子二人的相處陷入非常緊張的狀態，並且經常發生衝突，情緒極度繃緊，令觀眾也看得透不過氣來。這種令人窒息的局面，終於爆炸，釀成悲劇，母親可能是兒子的疏忽照顧而意外身亡。兒子接受精神治療後，需要重新投入社會，父親大概是因為良心發現，願意接他同住，以便照顧。於是闊別多年的父子，在狹窄的「劏房」朝夕相對，激起雙方的摩擦。父子兩人都背負着沉重的內疚，由衝突的洗禮開始，到最終互相諒解。可惜，他們雖然能夠冰釋前嫌，卻得不到社會的接受，反而要面對不必要的心理壓力。

撰文：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認識極度貧乏

總的來說，這部電影反映了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部分現象，但可能因為基於「劇情的需要」，當中若干情節，例如：病人的病徵、醫護人員的服務態度、教會懺悔見證和死者致死的原因，都有商榷之餘地，而有關於躁鬱症的描述也不是百分百正確。這都反映了製片人、導演和編劇，雖然有「專業人士」的協助，仍然對精神病缺乏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因此，戲劇情節在所不免有煽情的地方，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本片不是一套紀錄片。

無論如何，《一念無明》是一部題材新穎的港產電影，並帶出一些值得社會人士關注的問題：普羅大眾對精神健康服務的認識極度貧乏，使到治療和預防的工作遇到極大困難。

筆者在本專欄曾經向讀者詳細論及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四不」（不足、不均、不準、不全）和「一無」（沒有專職機構統籌全局），所以導致某些知識分子和電影工作者對這個問題也缺乏全面的認識，因此市民的「無知」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是基於潛在的「恐慌心理」（相當於2003年的SARS事件一樣），是「四不」之中的「不準」，是宣傳、預防和教育的失誤。市民害怕和精神病人住在同一社區，似乎合乎情理。他們誤以為精神病患者就像一個計時炸彈，隨時都有爆發的威脅。社會群眾拒絕接受精神病人和康復者，是由於自小就缺乏「正確的教育」，從坊間和某些傳媒中道聽途說，錯誤認為「黐線佬」多數會有暴力傾向，要盡可能「敬而遠之」。影片中描述大眾對精神病的誤解根深柢固，使精神病人和康復者被同屋住客、親朋戚友排斥和歧視，惡意標籤及污名化，令他們難以在社會上立足，甚至連累家人。香港人如果仍然抱殘守缺，便一定會延續這個「惡性循環」：病人諱疾忌醫，使病情惡化；而家人會隱藏病人，以免「家醜外傳」。

早前世界衞生組織已估計精神病將是人類最普遍的疾病，根據本地研究顯示，香港730多萬人中，其中約有14.5%人的精神狀態值得關注。這個數字其實是非常驚人的，因為牽連範圍甚為廣闊，對社會、家庭和個人構成莫大的壓力，造成的經濟損失更是無法估計。很多有識之士都曾經大聲疾呼，呼籲有關當局要立刻正視這個問題，但得到的反應是令人頗為沮喪的。

喚起社會關注

不論《一念無明》這齣電影的製作動機是什麼？純粹商業行為或是「為藝術而藝術」？它都有力帶出了一個不容忽視而且是每一個香港人的切身問題：本地的精神健康服務嚴重不足，無數病患者和他們的家人正處身於水深火熱之中，亟待社會伸出同情之手。

其實，針對筆者三番四次所闡述的「四不一無」，所需增加的資源不會很大。首先，市民要明白政府在精神健康服務方面增撥資源，不是優待某一小撮人，而是着眼於全民的福祉，同時這個困境的拆解，是刻不容緩的。當「不足」這個首要問題得以解決後，有心人和持份者，就可以同心協力，敦促政府有關部門，順藤摸瓜，從制度方面入手，處理「不均」、「不準」和「不全」等醫療缺點。

我很欣賞《一念無明》的藝術工作者提出了這些問題，喚起社會人士的關注；演員的出色表現，賺人熱淚，使人對這一群不幸患者產生同情心，有助解決目前的困局。

「一念無明」的字眼看來抽象，但在另一方面，具體實在，對所有精神健康服務者及持份者，皆有切膚之痛。

「一念無明」和「四不一無」變成一個錢幣的兩面：分別提出問題和建議解決的方法。

希望港府能夠察納雅言，避免很多不幸的患者仍然在經濟上拮据、居住上無立錐之地、人格尊嚴被無理「矮化」，以及繼續受到鄙視眼光的掃射；最要緊的是，不能令港人對解決精神健康服務的希望，繼續掛着「一臉無奈」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