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達用文化時差搞藝術革命

谷文達的祖父為內地著名電影導演谷劍塵，家裏文化氣息重，然而令他對文字和繪畫產生好奇的是文革那段經歷。他因為有美術基礎，常被找去寫大字報，對標語中的錯字和錯文法產生興趣，是為後來的偽文字系列的靈感來源。後來他入讀上海工藝美術學校木刻專業，之後在浙江美院跟隨傳統山水畫大師陸儼少學習，在1981年從國畫系碩士班畢業，打下深厚的傳統基礎，卻也按不住他性格的叛逆因子。

學國畫出身的他，對於固守傳統的桎梏感受尤深。「那時候中國還是很保守，在學院派中我一直是個另類，一直被批判的。」在國畫畫壇中，他一直站在邊緣位置，然而在八五美術新潮運動中，他也是少數受過傳統國畫訓練的畫家，與其他追求西化的藝術家大有不同。當時他創作的偽漢字大型水墨裝置，為水墨畫加入革新的觀念元素，同時秉承傳統篆書的特質，被當時的《中國美術報》稱為中國畫地震的「震源中心」。

在1987年移居美國後，他依然站在邊緣位置。「在八十年代末，藝術界興起一種以英美為中心的『新國際主義運動』，當時我在紐約生活，很能感受到這種潮流。」他形容，在這種潮流中，畫廊、拍賣行到媒體都以英美為主導，其他的藝術和文化都被排擠到邊緣位置，「出現了很多對於文化身份認同的危機。」然而，他也再次在邊緣之上找到創作的動力。「我想做一件作品是能代表這個時代的，能包含不同國家和文化。」於是他從1993年開始收集各地的人髮，製作成一面面旗幟。旗幟象徵領土的劃分，卻由不分國籍種族的頭髮組合而成。「政治和經濟一直在鬥爭，而藝術應該是更友好的，更能把人聯繫在一起。」

政治和經濟的地位，往往是決定誰擁有話語權，決定某種文化是高是低的要素，如今英美文化正佔主導地位，讓谷文達有深刻體會。「到Art Basel去就很明顯，都是西方的語言和文化在統治。藝術沒有高下，唯一有高下的是政治和經濟的背景。」他的作品可是對這種現象的抵抗？「我不是抵抗，我只是分析它。（藝術）用不着抵抗也用不着佔領。」

中西碰撞

雖然一直在邊緣，性格叛逆的他倒也樂在其中。「（藝術創作）一定要叛逆的呀！」他指，如今美國最聰明的學生，現在都跑去報讀生物工程，「只有笨的學生才會去藝術學院。（笑）成績好的學生多不能創作，能創作的學生，多是對學校規範不屑一顧的。要有原創性，要展示另一種未來，必然帶着對現存文化、權威和現實的挑戰。」挑戰需要以智慧來應付，不僅僅是推倒，提出新的看法之餘，也要帶着傳統中有價值的東西，才會影響深遠。「來源是你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他把身上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質歸結為「遺傳」，尤其到美國後，對這特質也有更深刻的體會。「中國人的性格一向不是挑戰性的，多只跟從主流，非常乖巧，所以傳統才能一直被延續。四大文明中，只有中國能保存，有很強的生命力。它不會直接跟你對抗，避開你的權力用自己的方法延續。如果中國是一個好戰民族，可能它的文明就無法延續。中國文化特點是內柔外剛，西方文化可能看起來很強壯、很堅硬，但碰上比它還硬的東西時，它就會立刻斷裂。」而水墨也帶有這種以柔克剛的特性。「在西方的世界，一切都像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都是競爭、佔領和對抗。」在中國和美國各生活了半輩子的他，指兩種力量也在他身上發揮作用。

經歷過文革年代，他深深地感受到，以西方思想全盤取代傳統文化的毀滅性。因此創作時，他也盡量不讓任何一方的文化力量顯得過大。「我選擇不去全盤西化，帶有西方對中國藝術的挑戰，也帶有中國對西方藝術的挑戰，都是雙向的，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創造自己的文化。」

「我的作品裏面有三個成分：最主要的是關於我如何生存，其次是我從哪兒來，即生理上和文化上與傳統的聯繫，第三就是我對未來的預測。如果作品能代表這個時代，就能流傳下去。」如今他的創作仍延續當年八五美術新潮的構想，以偽造的文字來創作，例如由即日至6月7日在漢雅軒展出的《遺失的王朝》系列便可見這做法。他表示，這作品來自兩種想革新山水畫的想法。第一是把文人山水畫和書法的對立地位扭轉，傳統山水畫中，文字只為題跋，然而在他的畫中，書法卻成為山水的重要部分，像在風景中凌空浮現，與畫面融合。第二是偽文字的創造，當中有對傳統的反思，也受文革的影響。在這種偽文字篆書中，也加入了真正的篆書，可是不熟悉的觀眾無法區分兩者，令人思考傳統在當下的價值。而文革大字報中錯字的理所當然，也代表了對文人的挑戰和對傳統的否定。「我將文革的大字報引入文人畫裏，形成激烈對比。文人畫代表封建傳統，文革代表一種毛主義或共產主義傳統，它是來自西方的。」兩種力量在畫面上並存和碰撞，形成新的形式。

他笑言，自己是天秤座，所以相信任何事物都會隨着時間流逝而不斷轉變和找到新平衡，這就是美的所在。而自己的創作，都是永遠在找新的平衡，不僅是中和西之間，也是最感性和最理性之間。「如果沒有找到新的平衡，就只能永遠停在原來的地方。在我身體裏面有兩個非常強烈的極端，絕對的非理性與絕對的理性，找到平衡是很困難的。在我來說，所謂中庸是將兩個極端平衡，而非選擇兩者中間的一點，兩者兼備，同時距離彼此愈遠愈好，它的獨創性才會更大。」他指出，創作不只要從純感性出發，也要許多理性的考慮，把意念變成真實，並發掘作品與現實的聯繫，才會更為人接受。「我希望我的作品有挑戰，同時也能為人接受，產生影響。」

極端天秤

1993年開展的《碑林：唐詩後著》系列，是他找平衡的探索之一。這個石刻碑文和拓印的作品系列以唐詩為素材，先把較普及的唐詩英文「意譯」、Witter Bynner的The Jade Mountain「音譯」回中文，再以一種重新創造的「英語音模擬漢字」，以形聲字的造字法，把讀音歸納成一個個中文字，刻成石碑，旁邊再放上藝術家對這些文字的英文意譯。「發音的過程也是文化交流的過程，在各種誤讀中對話，（語言）變成非驢非馬，最後變成了一頭騾子。（笑）」

在一般理解中，誤解總與錯誤和不準確等同，但他卻不甚認同：「我是從正面角度理解的，任何一種創造都是不倫不類，在誤解中產生的。」他認為誤解是溝通的常態，尤其是在文化與文化之間。「沒有一種文化能完全以另一種語言精確地翻譯。誤讀是翻譯必然的結果。」在誤解中，他看到了創意的可能。「就像是唐詩，無論內容翻譯得多精確，還是不能傳神地表達它的聲音。就算是同一個語系，以現代白話翻譯唐詩，也會有誤解，用廣東話讀唐詩也會比普通話傳神。但正因為有阻礙，交流才能發展。」

谷文達家在紐約，父母和工作室都在上海，每年來回兩地起碼有八到十次，更時常到其他地方工作，「我經常生活在時差中，這種時差不只是身體和時間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但就像我之前說的那個翻譯一樣，這種文化時差不是負面的事情，反而是創作的靈感和刺激，成為我的一個長處。一般中國家庭到美國，還是生活在中國圈子裏，我與來自美國的太太每天都有跨文化的對話。這種生活中的文化時差也反映在作品中。」

人髮作畫

從1999年開始，谷文達便開始思考如何「改造中國的水墨畫」，並非要將西方的畫法融入中國技法中，而是希望能發明一種兼備現代和傳統的全新形式，由此引發名為「煉金術」系列的作品，這套新作品如今也在漢雅軒展出。他認為，當代水墨畫如何創新，仍是脫離不了宣紙和墨的媒介，因此決定以材料革新的另類方法，把傳統革新，並將其與科技結合。他將人髮炭化，研製成墨粉狀顏料，與傳統用木炭作松煙和油煙墨的手法不同，是為「人煙」墨，墨色比傳統的要淡。

他也將中國人飲食文化的代表──綠茶打碎，用於宣紙製作中，形成新的綠茶紙，作為畫作的創作物料，「用了四千斤綠茶葉做了三萬張紙」。墨和紙都為中國人發明，在揮毫之間，無論是人類的髮還是自然的茶，無論是文化的創造物還是創造者，都在畫面上緊密融合，每張畫作都帶有中國生物上和文化上的基因，將文化、人與自然的關係從另一層次再結合，革新同時又非常傳統。此構思出自對近年生物科技躍進的思考：「生物工程可以是很可怕的，它能創造一種全新的物種，甚至有把世界和人類毀掉的可能。電腦只是人類的工具，生物科學卻可以直接改造人類。」

在作品《中國基因山水》中，甚至把綠茶紙剪成馬賽克裝裱在一起，模擬電腦放大基因圖像時起格的效果。「藝術任何時候都是結合科技和人本的。」科技決定創作的手法與材料，從油彩到塑膠彩，從平面和立體到電腦的虛擬空間。對於新材料的研發，他認為是適應這個時代轉變自然而來的事。他認為，很多人在談中國水墨時，都強調當中某種固定的傳統特質，以與其他文化元素區分，忽略了當中變動的可能。「傳統不斷在變，當新的形式出現，如果它能代表這個時代，就會被認可，成為新的傳統。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傳統。」

對於商業與藝術的關係，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客觀來說，是政治經濟在統治藝術，這是無可非議的。在英美體制下，藝術市場代表的是一個短視的東西，但我相信市場是決定藝術生存的先決條件。」他認為最影響人生存的，始終是政治經濟，藝術受兩者影響也是無可避免。「資本和政治是藝術的平台，當然藝術價格不等於藝術本身的價值，然而評估藝術的價值沒有一種客觀的標準，都是一直在變動並找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