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偷拍文革反面照攝影師李振盛:記錄悲劇,是讓悲劇不再重演

2018-11-21

李振盛是國際知名華人攝影師,以文革年間的攝影作品為人熟悉,當時只容許歌功頌德的報道,他卻因為矇矓的歷史使命感,甘願冒上生命危險,把那些不容見報的真相記錄,偷藏在地板底下,最後縱然逃不過被批鬥的命運,這些底片卻僥幸未被發現,保留了珍貴的歷史證據。

文革過了那麼多年,近來各方面都呈現徵兆,昔日風氣似要復辟,卻仍然有不少人說要忘記過去向前看。年近八旬的李振盛嘆道:「拒絕反思,拒絕承認歷史,這樣的『向前看』就是很虛偽、很虛假的。站在昨天看今天,站在今天看明天,如果把中間切割開來,就是斷章取義。」

Image description 李振盛表示:「記錄苦難,是為了苦難不再發生。記錄悲劇,是讓悲劇不再重演。」(張綺霞攝)

李振盛是當年少有的大學生,然而卻因為這身份受盡歧視。「大學生畢業後找工作就戴着一頂思想的帽子」。當時「工農兵幹部」備受重用,相反知識分子被稱為沒有社會經驗的「三門幹部」,「有什麼艱苦的工作就派給你,我就吃了很多苦頭,還不能喊苦。」

文革開始的時候,他也被政治熱情感染,很相信這個群眾運動,以為只要投身其中宣示忠誠,就能把帽子摘掉。兩個月後,四周就開始拆寺廟和教堂,他開始覺得大有問題:「不管有沒有文化,都該認識這樣不對。」後來慢慢發展成充滿戾氣的批鬥文化,他也愈來愈看不慣,尤其是那些根據効忠程度將人分層的做法。

Image description 在文革期間,不同派別的武鬥無日無之,但這些畫面都不能見報。(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正面與反面照片界線

作為一個攝影記者,為了方便工作,李振盛在1966年8月組成「紅色青年戰鬥隊」,並獲北京全國新聞界革命造反者總部認可,得到「紅色新聞兵」的紅袖章,然而在記錄這些群眾運動時,他卻帶有複雜情感。「看到別人被批鬥,就會想到下一個隨時是自己。」雖然身為記者,但拍攝題材往往受限,能用的照片,都是「正面」的作品。「正面的照片,拍攝領導人的不用說,還有拍群眾歌頌的遊行、唱歌、跳舞、學習著作,這些都是『主旋律』,那個時候叫到處鶯歌燕舞的『大形勢』,一定要在媒體中體現出來。」

受過極權統治的人,對正面、反面的界線了然於心。他打開《紅色新聞兵:一個攝影記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逐一解說,巡街示眾、剃鬼頭、拆教堂、戴高帽子、抄家、打人、武鬥、刑場槍斃那些照片,絕對不能出現在報上。

記者問,只要有人受苦,就是反面?「也可以這麼理解。」他點點頭說。

拿着相機的攝影記者在當時非常矚目,拍反面照片不算容易,「只要拍照片一定被發現」,但由於人們對攝影不太認識,在同一個場合中,他拍能見報的,也拍不能見報的,因此他們也不會知道他拍的是什麼。行刑不能拍,卻有人來邀,所有記者都因為不能見報而不去,他偷偷與對方接洽,拍下珍貴照片。

冤死的人太多,曾有刑犯大嘆一聲「這個世道太黑暗了」!從受審至行刑,都不肯睜開眼睛,這些也被鏡頭一一記錄,之後死者的臉一直深印他腦海,無法忘懷。重看這些底片,他心中都向死者默念,強調自己只是出於善意,希望對方能安息。

「聽話」的記者都不拍不能見報的照片,因為鏡頭也是黨的槍桿子。「黨叫你拍哪些就拍哪些,當時有一句話:聽黨的話跟黨走,黨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黨要他拍的,他沒有拍少,還拍得很妥當,保證能見報,不能拍的,就偷偷地拍,偷偷地藏。藏起來的都是文革初期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所拍的兩萬張底片。當時告密文化盛行,這些底片就如計時炸彈。

Image description 行刑的照片不能見報,但李振盛卻私下拍攝,當年冤死的犯人巫炳源感嘆世道黑暗,至死不肯睜眼。(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因兩句話被批鬥下放

菲林昂貴,他工資只有幾塊錢,只能靠公家發配的去拍攝。當時的發配制度是,達到每月的見報額,每拍多4張就能多分配一卷菲林。打小報告的風氣盛行,什麼事情都可落人口實,他拍了不少「沒有用」的照片,也曾被人打小報告和被上司訓話。因此他平時都等報社同事下班後才敢在黑房裏沖曬底片,再把沒用的藏於抽屜自製的暗層中,然後把「有用」的毛主席照片放在案頭掩飾。

到了1968年春天,潘復生發動反右傾運動,他開始有不祥預感,尤其對那些殺進報社的「支左小將」感到不安,於是把這暗層中的照片移到家中。最後他逃不過被批的命運,早年他因為工作分配不公憤憤不平,在日記寫下「決不老死黑龍江,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的字樣,被報社同事偷看,誣衊為「投敵叛國」。他感覺自己「快要被打倒」,於是趁鄰居沒有發現時偷偷鋸開地板,把兩萬多張「負面」的底片小心翼翼藏地板下,上面壓了一張書桌,希望不被發現。

當時還買不到塑膠布,為了防潮,他把新出生兒子隔尿用的黃油紙把底片包妥。那一年12月毛澤東生日那天,他正式被鬥。批鬥場地從報社轉到家中,當紅衞兵在家中大肆搜查抄家的時候,他戰戰兢兢站在書桌旁邊,幸好這些人只是忙於搜刮他與妻子的書信隱私,並未留意地板的異樣。

後來他們被發配到偏遠的柳河五七幹校去改造,鄉村勞動辛苦又危險,他特地找來信得過的朋友李明達,告訴他底片埋藏的位置,吩咐兩人有何不測,這批底片就由他代為保存。雖然不知道將來這些底片的用途,但他深信有其價值,他們去了數年就平安回來,這位朋友卻也守口如瓶37年,到日本電視台要拍攝紀錄片,才第一次說出這件事。

Image description 李振盛受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影響甚深,對方也很欣賞他的文革作品,兩人留下難得一張合照。(受訪者圖片)

圖片是對歷史的尊重

文革完結,他也把底片拿出來,但要展示和出版這些圖片,仍然困難。他自1996年起受邀到哈佛大學講學,分批把3萬張底片帶到外國,後來更決定定居美國,這些底片才重見天日。在2003年推出以文革攝影為題材的作品集Red-Color News Soldier,至15年後,才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中文版本。

如今繞了一個彎,才讓華語世界的人重新看到這段歷史,他感嘆:「繞彎是必要的。從前有一句話叫『曲線救國』,正面做不到的,惟有用曲線。」那時候,他深信留下「負面」照片的重要。

「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老師吳印咸很有名,曾為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照相,他說過:攝影記者不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這話對我很起作用。從那個時代走過、活過來的人,都只是見證人,把它記錄下來讓後面更多的人去判斷,才是對歷史的尊重。」見證者可以因為各種利害因素選擇沉默或刪改記憶,把發生過的事情都抹去,惟有圖片不會說謊。「有圖有真相,比文字有力量。」

年輕時雖然沒有接觸過太多西方理論,但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對他影響甚大。1960年中國辦了一個「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對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理論及其作品大肆批評,指他是「資產階級攝影流派代表人物」,然而李振盛卻用「逆向思維」從中領悟到攝影的道理,並且以此為拍攝方式。

李振盛深信,拍攝的瞬間無法重來,也不能偽造,是最好的歷史記錄。「有了相機也有了情懷,誰人都能成為記錄者。」多年以後,他的攝影集出版,兩位攝影大師Robert Frank與布列松讀後主動邀約見面,布列松更難得地與他留下合照,成為佳話。

那個年代用照片記錄的人不少,但真正留下全貌的人並不多,這是他的作品如此珍貴的原因。他表示,因為大多數記者都選擇「聽黨的話」,多年以後,獲獎纍纍的他回到北京,重遇昔日同行,他們都感嘆:「我們一心一意聽黨話,只拍了歷史的一半,你三心兩意聽黨話,卻拍了完整的歷史。」

他拍下這些作品時已經成家立室,後來兒子出生,他也覺得恐懼,「真的會招來殺身之禍,因為這是對抗文化大革命的證據。」

雖然妻子是他的同事,但她卻不知道他在忙着拍什麼東西,「底片就在暗層裏,別說她,就連我自己也是放了很久也沒動它,在整理出版的時候,才發現:還有這張照片呀?」但他仍選擇冒這個險。「忘記歷史,就沒法向前看。我們走過歷史,不能忘卻歷史,要反思歷史,才能走在更符合民意和民心的路上。記錄苦難,是為了苦難不再發生。記錄悲劇,是讓悲劇不再重演。」

Image description 文革時李振盛把毛主席照片放在案頭以示忠誠。(受訪者圖片)

李振盛小檔案

出生年份:1940

出生地點:大連

學歷:長春電影學院學士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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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description 在拍攝文革「反面」照片時,大兒子才剛出生,但李振盛仍甘願冒險,圖為他一家人合照。(中文大學出版社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