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港產戰地攝影記者毋懼危險 童孆瑩:反正我們有天都會死

2019-07-10

在敍利亞採訪時被「伊斯蘭國」(IS)綁架殺害的美國記者James Foley曾說,心中好像有一支魔笛,不時吹奏起來,要他一再回到衝突嚴重的地區,以身犯險,尋求真相。作為James的戰友,港產戰地攝影記者童孆瑩(Nicole)目睹那麼多行家朋友離世仍繼續犯險,說起當中原因,只是淡然幾句:「沒有人去,所以我就去了。I felt compelled(我覺得有迫切需要)。」死亡多次擦身而過,讓她堅持下去的是責任感,「在那裏見證一切,告訴世界一切,才不會在事情發生後才說,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她沒想像過自己的死亡,也不為此驚懼。「反正我們有天都會死,所以也沒關係吧!」

旁人看Nicole,會覺得她擁有異於常人的勇氣,但在她的角度,所憑藉的不是勇氣,只是清楚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麼,然後用各種方法努力實踐。

香港土生土長,15歲自學攝影,後來到美國讀書,在大學第一年,她就很想去衝突地區看看,於是自行聯絡波斯尼亞一些志願團體,隻身到當地,看戰火如何改變波斯尼亞的面貌,也碰到了一些戰爭幸存者。

雖然那時戰爭已結束了11年,被毀壞的建築物仍未復原,人們也受心理創傷折磨。她親身接觸東部大屠殺幸存下來的婦女,聽她們述說丈夫和兒子如何全被殺掉,創傷和悲痛一直無法平復,讓她很震撼。「我了解到,原來戰爭帶來的影響不僅是當下的,許多年後仍持續。」

於是她拿起相機,拍下這些飽受戰火摧殘的人。「我覺得有某種迫切的感覺,要為此做些什麼,就算我只有十八九歲。」

Image description 童孆瑩早前為救助兒童會100周年的全球運動「停戰.童希望」拍攝照片,並回港出席相展。(救助兒童會圖片)

親睹戰友失救而逝

後來她在學校認識了一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工作的記者,對此很是嚮往,更下定決心成為其中一員。「我希望通過攝影來了解世界,將他們的故事傳達給世界的其他人。」

畢業後,她以自由撰稿人身份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寫文章,但心中一直念念不忘要去中東採訪,「但年輕戰地攝影師起步很難,沒有作品集,很難有報刊會選上你。」

於是她索性先出發,拍下照片後再看有沒有人青睞。2011年阿拉伯之春剛爆發,她從電視看到消息,稍作準備就獨自前往埃及。沒有人脈,不懂阿拉伯語,一切都靠自己摸索。幸好她認識了一群記者,學到不少技巧,而且當地人歡迎記者採訪,要拍得好照片並不難。

後來埃及的情況轉好,相反利比亞開始爆發大規模示威,於是她再次隻身上路,幸運地在跨境巴士碰上其他記者及在志願組織工作的人,獲得幫忙,漸漸掌握當地情況。在利比亞,她見證和平的抗議如何演變成激烈的戰爭,那是她第一次真切感受戰火,每天她都上前線採訪,如米蘇拉塔等被政府軍圍困的城市,到處都有轟炸在進行。

自由記者沒有新聞機構在後面支撐,沒有保險,從準備裝備、危機訓練到陷入危險後的營救工作,都要自己負責,就算做足安全措施,穿上防彈背心、戴上頭盔和帶着急救箱,也不保證能降低風險。

戰地記者會組成緊密連結的網絡,有什麼事就出手幫忙,也會兩三個成一組向對方報平安。然而當時與她同住的兩個記者朋友卻同時在前線附近被殺,她更親眼目睹戰友在醫院失救而逝,衝擊巨大,曾有一個月無法拿起相機拍攝。

Image description 二○一八年五月童孆瑩在敍利亞的Raqqa進行採訪,報道經過伊斯蘭國戰火洗禮後的城市模樣。(受訪者提供)

Image description 2016年「伊斯蘭國」從伊拉克撤退時將數十個油井點燃, 圖為一名男孩在燃燒的油井附近走過。(受訪者圖片)

與被斬首記者同行

整理心情後,她仍留在利比亞工作,炸彈在身邊爆炸是常事,此外還有狙擊手的射擊。「看到那麼多人在身邊受傷,我們能全身而退是很幸運的事。」

與此同時,鄰近的敍利亞開始爆發戰火,卻沒有太多人報道,她的朋友Marie Colvin(知名的「戰地獨眼記者」)冒險深入其中,告訴世界當地政府軍如何轟炸屠殺人民,卻在採訪途中遇害。

「她被殺後,那裏沒有足夠的新聞工作者,因此我再次覺得自己有迫切需要前去,告訴世界那裏發生了什麼事。」2012至2013年間,她到過敍利亞15次,進行不同的採訪報道,每次她都是逗留10至14天,降低風險,其中一次她與James Foley一起出發,中途她因為要修理相機不得不先離開,分道揚鑣後不久,James和另一個記者John Cantlie被剛建立勢力的「伊斯蘭國」綁架。

約定互報平安,卻等不到任何消息,Nicole是最先發現James和John失蹤的人,然而他們音訊全無,也沒有人要求付贖金,一眾記者陪他們的家人盡力在當地搜尋,卻一無所獲。James消失後,Nicole開始擔心自己的安危,但仍在敍利亞工作了幾個月,後來情況愈來愈危險。「在敍利亞,有很多激進的伊斯蘭戰士想綁架外國人,有些為了報復,有些則是為了勒索金錢,愈來愈多人被綁架,所以我也暫停了那邊的工作。」

離開敍利亞後,她深入伊拉克採訪,雖然衝突沒有那麼激烈,也是另一個暴力戰場。在工作時,她難免覺得恐懼,「害怕如果自己有什麼不測,受傷或被殺,朋友和家人要承擔後果。但你就是要控制那恐懼,繼續工作。」她表示,這恐懼從來沒阻止過她前進。「如果它阻止得了我,證明我不適合。」

失蹤一年多後,終於證實James是被IS綁架,他在鏡頭前背講稿公開認罪,然後被斬首,在同行之間造成震撼,她卻沒有被嚇怕,反而意志更堅定。「我們做記者有責任說故事,不會被IS嚇倒。尤其關於敍利亞的報道只集中於IS如何殘暴,忽略了許多被殺害的平民的故事。我覺得這是失焦的地方,想讓人看到更多。」

但有時採訪平民也未必順利,如敍利亞平民起初也歡迎外國記者採訪,希望能帶來改變。但經過一年持續報道後,情況依舊,沒有國家伸出援手,仍然有大批平民被殺害,對於外國記者,他們也開始變得抗拒和不耐煩。Nicole也感到很大的罪疚感。「有時會覺得是否自己做得不夠好,所以才改變不了什麼,但很快我就意識到,有時推動改變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是很難的,因為改變的權力只掌握在少數政客手上,一般人很難做些什麼。」

幾年後局勢穩定,人們回去重建城市,她才再次回到敍利亞,拍攝普通人如何在屍體和瓦礫中掙扎求存。「一開始我集中拍攝戰事前線,因為那裏太容易拍到照片了,有很多事在發生,反而拍攝平民是最難的,他們通常都很安靜,你要專注投入他們的世界才能拍到好照片。」然而他們卻是最應該去記錄的一群。「他們是戰爭中最受害的人,未必參與過戰爭,卻為此付出最大代價。」

Image description 二○一六年在伊拉克摩蘇爾前線的童孆瑩,當時伊拉克部隊正要將伊斯蘭國趕出。(受訪者提供)

女性身份會有優勢

作為一個見證者和記錄者,看到許多不幸發生,她坦言覺得無力。「如果眼前一個人陷入危險,我會放下相機去幫忙,但在很多情況中,你不會覺得個人的力量可改變什麼。」但她仍相信自己的工作有其必要。「就算是為了歷史或戰事結束後戰爭罪的起訴,你永遠無法知道,今天拍下的照片,之後能起什麼意義。你要相信每個記錄對以後都是重要的。」

戰地攝影記者對她來說,只是一個「專業的見證者」,見證過戰事和苦難的人都必然要承擔一定後果。心理上常經歷艱難時刻,但她從未情緒崩潰,「我偶爾會發噩夢,或會因一點聲響感到焦慮而反應很大,也要花很多時間去回溯自己看過的場面,尤其失去朋友是很難接受的事。」每次回到安全地方,她都給自己足夠時間跟同行的朋友傾訴或過一些普通生活,幫自己回復平靜。

雖然女性被性侵的機會更大,但她從未懼怕,反而覺得女性身份是優勢。「無論男女,面對轟炸或被綁架的危險是一樣的,反而女記者在較保守的社會採訪有優勢,因為男人和女人的社交和生活是分開的,男記者不能跟女人交談,但我卻能同時跟男人和女人說話,因此我得到的觀點是100%。」她認為需要更多女性以更平衡的角度報道。

多年來維持自由身,雖然限制少,但收入不穩定,不能按時收到酬勞是常事,甚至有人認為照片應免費提供,讓她氣餒不已。她多次與死亡只差一線,但每次看到一些地方沒有人願意做採訪,她都覺得自己有到現場記錄的必要。或許有人會想,沒有自己也有其他人,Nicole爽快地笑說:「而我就是『其他人』吧。」

童孆瑩小檔案

出生年份:1986

出生地點:香港

學歷: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學士

撰文 : 張綺霞

[email protected]

Image description 敍利亞Raqqa是受災嚴重的地區,2018年5月,孩子們在當地學校中破落的院子玩耍。(受訪者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