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前香港藝術館總館長鄧海超 退休5年繼續為所愛而忙

2019-11-12

前香港藝術館總館長鄧海超,2014年退休後,依然忙碌,教書、策展、擔任評審等,也有撰寫香港水墨評論。「香港藝術仍被邊緣化,不是很多人研究,也沒有一本專門的香港水墨史,現在想多做這方面的工作。」

籌備警察博物館、與Louis Vuitton合作展覽、向故宮借《清明上河圖》來港,這些年來,他完成不少挑戰。做藝術行政工作,除了對藝術敏感,也要兼顧開支控制、人際關係、政治協商等,他自問性格隨性,未必完全貼合這工作,卻可幫助自己保持開放自由態度,處理各種問題,「規條是要守的,如何守,如何處理,仍有彈性空間。」

香港藝術雖然歷史不太長,卻呈現多元紛陳的面貌,從1970年代加入香港藝術館,鄧海超是其中的見證者。「香港很有趣,政府不會特別支持藝術,但也不會限制。」

當年香港藝術館是很難得有政府支持的藝術機構,要應對許多外在的期盼,「買入這個藝術家的作品,不買其他,如何解釋?展覽應該如何做才符合其使命?也不能全部放香港藝術家的作品,要引進國際藝術,有不同視野。古代當代古董都要擺,如何平衡展覽策略也是大挑戰。」

Image description 鄧海超從香港藝術館總館長之位退下來,依然身體力行推廣香港藝術。(吳楚勤攝)

畢業入「無前途」行業

鄧海超1970年考進香港大學,當時仍未有專研藝術史的藝術系,他主修歷史,誤打誤撞選上中國藝術史,沉迷其中。任教的是莊申教授,其父莊嚴正是台灣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在政權易手時協助將大量北京故宮的文物搬到台灣,作為其子,莊申也學養深厚,在他帶領下,鄧海超研究過很多香港大學美術館收藏的珍品,建立濃厚興趣。做藝術工作當年普遍被認為「無前途」,他仍決定在畢業後投考香港藝術館。「這行比較窄,讀的人也不多,投考的都是藝術史同班同學(笑),競爭不大。」

加入不久,他被調去協助成立警察博物館,「研究藝術,卻要去梳理警隊歷史,又要跟各個警司溝通,挑戰很大。」後來他在館內任職多年,2006年升上總館長之位,說到最敏感的展覽,要數2009年跟LV合作策劃當代藝術展,當時法國藝術家用巨型海報將藝術館整個包住,上面布滿LV暗花圖案,連藝術館的名字也被遮蓋,招來外界猛烈抨擊,指不應該用官方資源幫助商業推廣,更被投訴藝術館「被LV包起」,大量藝術家聯署抗議,最後他們決定拆除外牆裝飾。

說起這段往事,他很冷靜地分析當中的矛盾和衝突。「有不少藝術家和市民來抗議,但我們其實已做好協調研究,有所準備。雖然跟品牌合作很敏感,但他們的確有一個好正的當代藝術收藏,如何避免商業和藝術的衝突,這的確很難掌握。」

早在策展之初,他們已經堅持底線,要求對方不能放任何品牌商品,要把重點放在當代藝術上。「外地也有很多與品牌合作的展覽,就算是商業品牌,但他們的設計能啟發其他範疇的藝術家,對文化發展也是有利的,不是完全負面。只是當中的平衡需要拿捏好。這方面也要清晰地向公眾交代。但爭議很難解決,怎樣做也會有不同的想法。」

Image description 鄧海超(右)2017年與水墨畫大師劉國松(中)及香港知名設計師靳埭強(左一)合照。(受訪者圖片)

Image description 鄧海超(箭嘴)2019年為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及學生導賞「雲山筆墨──區大為的藝術」展覽。(受訪者圖片)

「獅子開大口」借國寶

而另一個很具挑戰性的是2007年為慶祝香港回歸10周年,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辦「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當中包括珍貴的《清明上河圖》。「展品全是超級國寶,一般不會出國,如何可以游說他們借給我們?」他形容,當初撰寫清單時,也有點「獅子開大口」,先把想要的國寶報上去,不管他們如何審批,想不到也批出了不少。

「這些文物要借出,制度嚴謹,不單要故宮博物館批,也要國務院批,上面也經過很多專家辯論,才決定借出與否,畢竟這些國寶已有幾千年歷史,非常脆弱,不能移動太多次,移動一次死一次,而且要將恒溫恒濕條件做到最好。」

而更難處理的是,兩邊的制度有落差,「他們要求香港政府承擔整批文物的安全責任,這在香港很難做到,不但出事要賠償,也要政府最高層保證,香港能負上這個責任,在保險細節上也爭辯了很久,才有各方滿意的方案。」就連運輸用火車還是飛機也辯論了很久,「最後我們做了研究,發現火車失事率高於飛機,才確定用後者。」

展品吸引大量觀眾,超出藝術館負荷,他們實施人流管制,一個展廳只放一件作品,每人限看3分鐘,人龍長至尖沙咀外圍,等很久又看得那麼短時間,自然有人不高興。雖然這些文物已放在恒溫恒濕的櫃內,太多人讓室內氣溫升高,無法維持在21度的標準溫度,超越文物能承受的極限,又要時刻監察和調整。

更難的是,這些國寶規定不可連續展出超過一個月,因此決定分兩期展出,「展覽不能斷開,因此我們通宵工作,在一晚內將第一期展品換成第二期,脆弱的國寶如何在短時間內換展,也是很大挑戰。」雖然來港前,中國專家已做好保護措施,而香港也有修復專家監察,也要非常小心。

Image description 鄧海超(左)今年與香港書畫篆刻家區大為(中)及香港理工大學文化推廣委員會主席謝志剛(右)在文化活動上碰頭。(受訪者圖片)

Image description 1990年代鄧海超(左)與著名水墨畫家周士心(右)合照。 (受訪者圖片)

要令藏家信你「識嘢」

香港藝術館多年來外表也被詬病,曾被英國旅遊網站評為「十大全球最醜陋建築物」,又被本地觀眾譏諷為有「公廁式」外牆,退休前,他也負責香港藝術館的重修工程,聽過內外不同的期望後,最後決定改建而非重建。「畢竟香港主要的藝術館不多,作為唯一一座綜合藝術館,不能停展太久。而它興建不過20多年,拆掉很浪費。外形不好看,空間不夠用,就向上向旁邊增建,幫外牆換衣服,並加入一個香港藝術的恒設展廳。」

香港藝術館資源有限,要做展覽,很大程度要靠藏家和藝術家借出藝術品甚至捐助,而本地不少知名藏家有齊全收藏,特別是中國書畫及中國文物,「許多藏家藏龍伏虎,雖然不常曝光,但收的全是一級文物。」因此藝術館行政人員也要跟藏家保持良好關係。其中兩個重要的本地書畫收藏,最後也捐贈予他們作永久收藏,分別是劉作籌的「虛白齋」,以及何氏家族的「至樂樓」。他表示,這也是多任館長的努力,與對方有深厚交情,才能獲得信任,知道藏品交予他們後,可獲妥善保存和研究。

與藏家交往,要長期聯繫,才能讓對方相信你「識嘢」。他笑言,如何正確對待文物,除了看書,也要多請教藏家,多觀摩。在任時,他經常拜訪劉作籌,在這知名書畫鑑賞家面前,壓力不少,「如果你捲畫和揭頁手勢不對,都會很狼狽。」

後來劉作籌興趣轉向陶瓷收藏,也會邀請他一起鑑定值得買與否,「和藏家的關係可以很親密」。

而吳冠中將大量作品捐贈予香港藝術館,是因為他在中國得不到認可、備受壓迫時,時任館長決定邀請他參與展覽,讓他感覺如遇到伯樂,因此建立深厚情誼。「如果不是有這交情,窮一個藝術館很多個十年的努力,也不能儲夠買他一件作品的價錢。」

鄧海超也曾拜訪吳冠中北京的家,幫助其策劃生前最後一次展覽,印象深刻,「他其實很隨性,不是那麼嚴肅的人,就算畫作賣很貴,他住的地方仍很狹小,不是那種很鋪張的藝術家。」

而在藏家中,他最難忘與葉義醫生的交往,他是竹器收藏專家,本地罕有,鄧海超加入藝術館不久,就要策劃有關竹的展覽,跟葉醫生一起通宵摸竹器研究,討論介紹文字該如何寫,那段時光非常愉快,最後葉醫生也將204件藏品捐贈予藝術館。

除了藏家,他入職時的「老闆」、第二任香港藝術館館長譚志成,也教導他很多。「他非常投注在藝術中,學新水墨後更將相關作品帶進館中,成為我們核心收藏。」但他笑言,大家其實都很害怕譚志成,「下班時,他會拉你進辦公室談兩個小時,如今看來是獲益良多,他會說人生、說在工作位置應有的處事方法。這份工作需要很小心,因為你處理的是公帑,有很多期望。」

在這行多年,鄧海超坦言,要對藝術品有感情,不能只把它當成一份工,才能做得好。雖然很喜歡,但為避免利益衝突,收藏是可免則免,到退休後他也想買,「已經買不起了,哈哈!」這麼多年來,能夠親自將多個珍貴文物拿上手,他坦言已經很滿足。「真正拿上手,跟書本看很不同,感受到重量,瓷器上的顏色質感、結構,都要親身感觸,才能領略。」

鄧海超小檔案

資歷:前香港藝術館總館長

職銜: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客席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文化推廣委員會校外委員等

學歷:香港大學歷史系學士、澳洲悉尼大學博物館研究深造文憑

撰文 : 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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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description 二○○八年鄧海超(左一)仍是藝術館總館長時,與香港藝術文化界人士一同參加「長三角考察團」。(受訪者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