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峯醫生:山川異域 風月同天

2020-04-08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蔓延全世界,然而,當全世界還在看住中國內地抗疫的一刻,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做過些什麼呢?隨着不同領導人的不同取態,當「疫」臨城下時,他們又會做些什麼呢?正如畢非德的名言:「退潮後才知道誰在裸泳。」在如今還未完全退潮時,我們又可以觀察到什麼?

中國疫情大爆發,湖北省內大部分城市完全封鎖,全國幾乎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封鎖內外交通和人群管制措施。其中最先受疫情肆虐的武漢市在1月23日宣布「封城」。1月23日宣布興建、1月25日動工、2月2日完工的武漢火神山醫院,1400名從中國軍隊抽組的醫護人員於2月3日起開始執行醫療救治任務。還有1月25日決定建設的第二間臨時專病醫院雷神山醫院,2月6日竣工驗收,2月8日正式開始收治轉院病人。

香港人在過去兩個月,無不知道內地疫情嚴峻,自然亦不敢怠慢。政府1月4日公布「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並啟動嚴重應變級別,跟着又在1月25日將應變級別再提升至緊急。由最初害怕從內地輸入個案,到擔心「打邊爐」、酒樓聚餐、佛堂感染等幾個社區群組爆發,香港人抗疫近兩個月,本來也算「有效、可控」。

不過,自從3月開始,情況急劇惡化,輸入的確診個案霎時激增,不過主要不是從內地輸入,而是從外地輸入。政府於是在3月17日公布,對所有海外國家/屬地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呼籲市民避免所有不必要的外遊計劃。3月19日開始,所有從中國以外地區抵港者入境後均要強制檢疫,所有從中國以外地區抵港者入境後均必須接受14天強制檢疫。

香港當下面對的輸入個案,是由幾乎所有香港人都熟悉的國家而來。同樣是擔心從外輸入,但無論是在情勢上抑或純然的數字上,香港的疫情危機明顯地比當疫症還主要在內地傳播時高得多。有趣的是,雖然此刻也有人提議全面封關,只是至少在聲勢上遠遠不及1、2月時。

這個現象,除了可能與再早前社會運動延續下來的仇中情緒有關,也可能因為經歷了兩個月抗疫後,民眾或多或少有點疲累。再者,香港人喜歡旅遊,也有些不少親友在英美及歐洲的不同國家,要封鎖這些國家,不同階層的人自然有不同感受。

Image description 疫情嚴峻的意大利,政府呼籲市民戴上口罩,預防新冠肺炎。(法新社圖片)

心存僥幸

真正令筆者憂心的情況是,香港人雖然很着重戴口罩,但存在有一個很大的漏洞──用餐。香港人喜歡外出晚膳,亦頗喜愛飲宴聚餐,不難理解幾個香港本土群組小爆發都和飲宴聚餐有關。另一個類似的情況就是吸煙。筆者就見過不少人三兩一群,把口罩拉到下巴底,一邊吹煙一邊高談,其實也不無危險。

尚幸的是,香港人(暫時)沒有重複搶米、搶廁紙等亂象,反而一些較早前還取笑香港人這種搶購舉動的國家地區,當疫情來襲時,自己國民「搶」的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共同,但也有不同之處。西方人明顯對口罩較為抗拒,他們普遍認為只有病人才需要口罩,健康的人戴口罩反而容易引起不安。此外,他們一般不喜歡被困在家中,他們外出和與友相聚的意欲絕對比香港人更強。

這些或者就是歐美國家爆發如此激烈的原因之一。不過,1月至今已經兩個月時間,這兩個月內,這些國家究竟做過些什麼?

相比起亞洲地區,西方民眾對此次疫情的警覺性的確較低。從前文可見,中國1月已經進行連串抗炎大措施,與其說因為中國延遲通報,更大的關鍵可能是因為2003年SARS對西方國家影響較微,或許令某些國家以為自己只屬隔岸觀火,盲目抱住「火燒不着自己」的心存僥幸。

以日本和韓國為例,個案爆發就在中國疫情最嚴重之際,也就是香港力守社區爆發之時。但之後意大利、伊朗陸續爆發。正正那個時候,美國總統還在說新冠肺炎對己國風險很低,又認為新冠肺炎極其量只是稍為嚴重的流感,甚至覺得死亡率也非世衞公布那麼高。除了可能因為出於管理民眾期望之外,可能實際上也代表了當時他們一些國民的想法。言猶在耳,最近開始驚覺自己國家疫情大爆發,卻又轉而怪罪自己被通知得太遲,究竟是防疫部門評估不力,還是情報部門收風失準,筆者亦無力研判。至於病毒源頭的問題,更加應該是個純科學的問題。

筆者同意約定俗成的名稱未必需要執着,甚至同意中國應該認真看待食野味的風險。但世衞之所以強調命名時不會特定指向某個地理位置、動物、人類個體或群體,就是不希望名稱有機會帶有歧視成分。堂堂大國總統不斷強調「中國病毒」,即使視為歧視、仇恨、推卸責任未必都完全成立,但就一定有失國之體面。

說到底,在如今各國往來關係如此直接頻繁的年代,筆者不會認為病毒要經過日本才可以飛到意大利;病毒更不需要經過歐洲才能到達北美洲。這些歐美國家之所以到現在才爆發,實在是她們現在才「發現」爆發,多半因為她們之前兩個月什麼也沒有做過。

筆者之前在〈如果足夠已經足夠(上)〉一文中提過(刊於3月7日),抗疫鐵三角包括政府、民眾和醫療專家。對民眾而言,基於不同文化、背景、時勢,以及對不同人不同地的喜惡和利害關係,事實上很難期望他們對疫情的反應能夠維持某程度的理性判斷。同樣地,政府也經常顧及不同的政治和經濟考慮,也基於政府對疫症的經驗,尤其病疫每次都不盡相同,亦未必完全掌握面對疫情的最佳策略和部署。

筆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提過醫療專家的3個角色:透過科研為疫情提供資訊和知識、向政府抗疫出謀獻策,以及在醫療體系中直接向病人提供治療方案,亦為其他醫療人員提供防疫意見。

早在1月12日,中國相關部門已將新型冠狀病毒基因排序與世界衞生組織分享,並上載至網上基因庫GISAID。有了基因排序,加快了快速測試的研製,令病人能夠被及早診斷,從而盡早追蹤其他有風險人士,亦能早日治理患者。這些一定是醫療專家的功勞!

人更難測

醫療專家,是鐵三角中唯一要絕對保持客觀的人。他們需要的是以單純科學的角度去幫忙拆解疫症的種種疑團。理論上絕對不應受任何不同政治、文化、地域所限而作出非科學的論述。就如醫護人員不應因不同種族、職業、宗教等而給予不同的治理一樣。

筆者之所以說是「理論上」,是因為科學家也是人,有時人也許會分不清楚什麼是真正的客觀結論,什麼只是主觀願望的想法。還有,一般人會以為只有在社會主義的政制下科學家的言論會受到左右,但其實即使在資本主義中,科學家的立論基礎同樣可以受到各種挑戰。

之前的文章中筆者提及鐵三角相互關係的重要。一般而言,百姓都會聽取專家的意見,但對於一些民眾既有的習慣,專家也未必可以輕易改變。政府同樣也通常必要聽取專家的意見,不過不少政府卻有更多其他政治和經濟的考慮。

在這個疫戰之中,不同國家有不同取態,結果如何還有待觀察。反而在某程度上,病毒卻不如「人」般難測!

撰文: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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