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妙祺：愛情喜劇是必須品

要看電影製作界的明日之星，香港電影發展局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是一個指標，《年少日記》、《流水落花》、《燈火闌珊》等均是得獎電影，而將於9月中上映的《我談的那場戀愛》亦是其一，正是何妙祺從十多年編劇生涯首次轉戰導演之作，可說是她電影生涯的一個里程碑。

自小喜歡寫作和設計的何妙祺，大學選科時在時裝設計和中文系之間掙扎，最後畢業於紡織及製衣學系，想不到卻帶來踏入電影圈的契機。剛巧當時大學開設了內衣學院，又剛巧陳慶嘉和秦小珍執導電影《內衣少女》想找一名資料搜集員，也順便寫寫文章，仍是學生的何妙祺便到電影公司兼職。「他們開會時我默默地聽，那時我太年輕，完全無參與劇本的寫作，但至少有機會接觸編劇的工作。」

遇上伯樂和師傅

直到《內衣少女》正式開拍後才算她人生的真正轉捩點，那時她已做了近兩年女裝鞋類設計師，卻突然收到通知可以到編劇組「旁聽」，「雖然不算是編劇，但當時好興奮，就像上一個好喜歡的興趣班，每天下班後參與討論，傾到凌晨兩三點，第二朝照舊九點返工，一點也不覺得累。」那時流行電影上映後推出電影小說，她想不到陳慶嘉導演將劇本變小說的工作落在她身上，她便辭工專心寫《內衣少女》小說，漸漸踏入編劇這行業。

回望這十多年的電影之路，她直言「無陳慶嘉就無我的存在」，陳慶嘉對她而言就是貴人、伯樂，更是師傅，手把手將她拉扯成長。「編劇的知識是一點一滴在實戰中累積，最初是觀察他們在開會時如何討論，聽他們的構想，看如何『扭橋』，將它們變成情節。多得陳慶嘉帶我寫劇本，先寫一個普通框架出來，再不斷改進改善。」

她笑說在香港做編劇是一種服務性工作，「導演想講一個故事，編劇便要用專業技巧去講好這個故事。偶爾有幸編劇跟導演那刻的價值觀相近，便可悄悄地將自身某些想法或小細節混入其中，但最終標準都是由導演決定。至於由編劇主導寫好故事，再賣給導演拍劇的，少之又少。」她十多部參與編劇作品都有陳慶嘉的帶領，甚至有機會跟周星馳、陳木勝等大腕合作，直到近來的《我談的那場戀愛》才算是她的出師之作，寫她擅長的輕鬆愛情喜劇。

經歷電影界低潮

別以為有厲害師傅的加持便能一路順遂，電影界的低潮、疫情來襲等全都是難關，何妙祺自2017年《喵星人》後便無以為繼，「當時香港好像不再需要愛情片、喜劇，真的賣不出劇本。電影市場主要拍合拍片，兩大男主角加一名內地女主角，雙雄警匪片是香港最賣座的程式。」在這低潮期也多得跟陳慶嘉去教書講電影製作與編劇，讓她有一個審視自己的沉澱空間。

香港電影界的愛情片、喜劇的低潮，卻在韓劇愛情片叫好叫座的對比下，更叫何妙祺不忿氣，她一股作氣參加香港電影發展局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以《我談的那場戀愛》拿下獎項。這次由她當導演，陳慶嘉與秦小珍出任編劇和監製，電影講述了吳君如飾演的婦科醫生被張天賦飾演的網上騙徒之間的故事。

講起創作靈感，她認為對社會的觀察很重要，「我是一個好悲觀，又不太想與人交流太多的人，好在我不會讓自己一直悲觀沉落去，而是在悲觀之中尋找自救，或是一點希望和善意。」在《我談的那場戀愛》中，一個女人遇上詐騙集團卻不是嚴肅或是悲劇的演繹，「前輩劉天賜曾說所有故事、所有關係，自有祭神歌劇戲劇開始，幾乎已被人寫過，要尋找新的角度、角色、態度，就要放棄客觀，跳入當事人的主觀之中來找創作靈感。」每次寫新劇本她都帶點挑戰性，可以是結構上難度或者人物上難度，這次就是男女主角不相見的愛情片。

尋找共同價值觀

她一向對描述細膩女性或人性的電影情有獨鍾，如甘國亮的《神奇兩女俠》、Woody Allen的《Deconstructing Harry》等，「Woody Allen讓我看到一個創作人可以有幾坦誠，將自己的黑暗面攤在陽光下變成戲中的角色。而甘國亮就將兩位女主角的對白寫得實在和細膩，完全將女人自然流露的微細反應也寫出來。」這些電影元素也反應在她的電影新作之中，描述女主角中年喪偶後生活無寄託，不自覺地在各式各樣的挑剔和投訴中尋找存在價值，每一細微處的演繹總令人會心一笑。

不難發現何妙祺對喜劇有種莫名的執着，「有次跟團隊去戲院謝票，當時正值自由行盛行，街上很多時會有人嘈交，不過來到戲院，大家會為同一個電影某情節而一齊笑，氣氛很好，其實大家都有共同價值觀。」信佛學的她認為人能做到的最少善意、最少功德便是令人開心，「以我一個如此渺小的人，可以令到大家聚在戲院，一起看劇一起笑，已經算是做到好大的善事。」

身份的轉換再令何妙祺成長起來，從此轉型至導演嗎？「不一定，我不覺得每一個自己寫的劇本都適合自己拍，寫的時候，劇情已經在我腦中上映了一次，但來到導演手上又會有不同的演繹，再經過拍攝、剪接等後製，可能又有驚喜。」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會一直在電影圈中打拼。

TEXT BY MIU LAU PHOTO BY BEN TAM（部分相片由被訪者提供）
WARDROBE: BRUNELLO CUCINEL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