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鉛字再次落版時

在電腦排版與數碼印刷即出即有的年代，很少人再記得，一行字曾經是有重量的。那重量是鉛字落在掌心的實感，也是一門手藝，一字一字把城市「執」出來的歲月。

走進九龍灣一幢不起眼的工業大廈，其中某單位是一個與時代逆行的空間，可見數以萬計的鉛字靜靜躺在格子裡，還有大大小小的印刷機器。這裡是創立於1973年的昇洪印刷廠，而守着這片鉛字森林的，是入行逾半世紀的梁國洪師傅。在活字幾近退場的年代，梁師傅仍然每天開機、排版、教學，只為讓這門技術繼續「活着」。

TEXT BY MIU LAU
PHOTO BY BEN TAM

梁國洪在六十年代已接觸印刷，當中並沒有什麼戲劇性的志願或理想。「我舅舅從事印刷工作，我小時候經常到工場走動，隨手幫忙、四處摸索。當時並不懂得甚麼是文化，只是覺得有趣。」油墨氣味、金屬撞擊聲、滿牆字粒櫃，是他童年的背景聲。別人放學回家，他卻往印刷廠跑，久而久之，這門手藝自然成了人生方向。

從政府工廈起步

1973年，他在長沙灣政府工廠大廈創立昇洪印刷廠。那是香港工業最蓬勃的年代，沒有電腦排版，也沒有雷射打印，而每一張發票、每一盒名片、每一封信箋，都是由師傅在密密麻麻的鉛字牆中，一字一字排印出來。

梁師傅邊說邊翻開一個舊檔案夾，裡面是泛黃卻平整的合約與牌照。「當年經營印刷必須申領牌照，程序與開設食肆相若。場地、機器、人手齊備後，才可申請營業。」他指着其中一張租卡笑說，當年政府工廠大廈一個單位月租五十元，兩個單位打通也不過一百元。「為什麼一定要入政府工廈？因為做工業，根本負擔不起私人工廈的租金。」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家小印刷廠，陪着香港走過最繁忙的工業年代。

在梁師傅眼中，活字印刷是一套極講究技術與身體記憶的系統。「活字是一個可聚可散的系統，排好可以拆開重用。只要保養得宜，一套字粒足以使用數十年，既實用亦環保。」真正困難的是手感，字如何站得直、如何鎖得緊、如何受力平均，全憑經驗。

他仍記得報館老師傅排版的情景，那是一種近乎本能的速度。師傅站在字櫃前，幾乎不用思索，手已準確伸進某一格，取字、落字、鎖版，一氣呵成，命中率高達九成以上。有一次整盤字粒意外翻倒在地，旁人打算逐粒撿回，老師傅卻阻止。「與其花時間逐粒字粒尋回，不如直接將字粒熔掉重鑄，因為排版時間比收拾字粒更昂貴。」這種效率與節奏，曾經撐起報館通宵排版、支撐整座城市的印刷需求。

由風光到夕陽

八九十年代是昇洪最風光的時候，十多名員工、機器日夜不停，一款吊牌卡片動輒印上二百萬張，訂單堆滿整個廠房。活字撐起了無數中小企的日常運作。城市愈快，他們愈忙，只是轉變亦悄悄逼近。

九十年代起，柯式印刷漸漸普及，其後數碼印刷興起，活字印刷迅速式微，梁師傅沒有固執抗拒，而是選擇務實轉型。「若只談情懷，印刷廠早已無法生存。柯式印刷是維持生計的工具，必須先學會賺錢，才有資格談保存活字印刷。」

他引入柯式印刷機器接單，同時亦保留活字印刷，他認為兩者從來不是互相取代的關係。「活字印刷今日已不再是主流，但從未被完全淘汰。活字靈活、小量製作方便，名片、單簿、收據只需更換幾粒字便可再印；柯式則適合大量生產。兩者各有優勢，並非誰淘汰誰。」

真正令梁師傅難受是後來的清拆與迫遷。十多年前大批工廈單位被收回，同行紛紛結業。「很多師傅已經五六十歲，再搬一次廠幾乎等於重新創業，就如印刷廠要找一個有三相電、可承重、可長期運作的地方，幾乎不可能，最重要是租金足足貴了六七成，根本無法承受。」他親眼看着同行把老機器當廢鐵出售。「那些機器陪伴了他們半生，最後只能論斤賣掉。我站在旁邊，心裡非常難受。」最令他唏噓的是一些被「保存」的機器，卻實際上走向死亡的機器。他提起永利街「偉志印務」李先生的故事，「有些印刷機器搬去柴灣青年廣場的展覽場地，放在玻璃櫃裡，沒有人懂得操作。機器一日不用，就衰退一日。它們不是被保育，而是慢慢等死。」

活字印刷沒有消失

那一刻梁師傅忽然明白，若只把活字印刷當文物，等同宣判它死亡，必須讓它繼續被使用，於是七十多歲的他作出了一個最不像生意人的決定——開辦工作坊。從字粒級數、排版邏輯，到香港印刷制度、行業文化，一講就是兩三小時，還要親自教人排字、上墨、壓印等工藝。

「工作坊其實並不賺錢，準備教材與講解內容十分費時，但我認為有責任把這門手藝傳承下去。我保存這些字粒是一種證明，歷史不能靠傳聞，一定要有人親口說清楚，只要我仍然站得起來，就會繼續講下去。」昇洪印刷廠漸漸成了半間工場、半間民間博物館。學生、設計師、年輕人陸續走進來，第一次用雙手觸摸鉛字。讓活字不再只是歷史，而是一種仍在呼吸的技術。梁師傅直言工作坊也需要運作成本，他正等待着機遇，希望能跟不同的團體合作，將活字印刷工藝繼續推廣開去。

在這個城市愈走愈快的節奏裡，梁師傅選擇慢下來，用雙手把一段幾乎消失的工藝，一點一滴托住。一粒字的重量，原來可以這麼重。重得足以承載半世紀香港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