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木頭的第二生命

在城市快速更替的節奏中，因修剪或發展而倒下的樹木，在草途木研社創辦人翁泳恩的眼中並非廢物，而是視之為承載生命歷程的材料，透過工藝轉化為家具或木製品，延續木材的生命。近年她更進一步藉由工藝實踐，探討城市發展與資源循環之間的共生關係。

TEXT BY MIU LAU
PHOTO BY BEN TAM

在翁泳恩的工作室裡，木材並不整齊劃一。有些邊緣自然彎曲，有些木紋甚至帶着裂痕。對許多人來說，這些或許是不完美的痕跡，她卻認為是最真實的歷史。

早在成立草途木研社之初，她已經注意到城市中大量園林廢物的處理方式。「那時工作室樓下就是垃圾站，旁邊是一個公園。每天看着園林修剪後的樹木被直接運走，我心裡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利用這些木材？明明是這麼珍貴的資源，卻被當作垃圾處理。」

這種長期累積的觀察，最終在2018年颱風「山竹」之後，讓她的理念被更多人看見。當時大量樹木倒塌，她透過社交媒體分享如何保存木材與處理方式，並設立收集站，讓市民將可用的木材送來。這一舉動迅速引起社會關注，也促使政府重新思考園林廢物的處理模式，最終推動園林廢物回收設施的成立。

然而，她始終不認為那是一場「英雄式」行動。「很多人會把那件事看得很大，但對我來說，其實只是順理成章。我只是覺得，這些木頭不應該直接送去堆填區，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正是因為對木材價值的這份直覺與堅持，她的人生亦逐漸走向另一個方向，從最初的學習，到真正理解材料與工藝之間的關係。

運用雙手的滿足感

與許多工藝師不同，翁泳恩並非自小接觸木工。她早年修讀廣告，曾在巴黎生活與工作，原本的人生方向也與設計及創意相關。回港後，她在思考未來方向時，因朋友一句隨意的建議而開始接觸木工，甚至到台灣修讀短期課程，再回港跟隨老師傅學藝。這段轉折看似偶然，卻為她打開另一個世界。

「當你親手把一塊木頭變成一件可以使用的物件，那種由無到有的感覺，是很真實的幸福感。我一直覺得，人是需要運用雙手去理解材料。以前的人家裡總會有一個懂得動手的人，但現在很多事情我們都依賴別人。當你懂得自己動手去完成一件事情，看事物的眼光也會改變，美感其實一直存在於生活之中，但透過動手做，你會更容易分辨細節。」那段學藝歲月，她曾跟隨年逾八十的老師傅工作，也接觸金屬、車縫、花牌等不同類型的手藝。她逐漸明白，工藝並不只是技術，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在這段學習過程中，她最深刻體會的除了技巧本身之外，更是對材料與時間的重新認識。當中最重要的體會是耐性，皆因坊間回收的木料是不能即時加工，先要經過長時間風乾後才能使用。「木材本身帶有昆蟲與濕氣，若處理不當，容易造成損壞甚至衞生問題。木頭收集回來後要做好通風、墊高避免濕氣等。實木需要自然風乾一到兩年，才可以真正使用。如果木材未乾透，做成家具後很容易變形。」這種對時間的尊重，也正是工藝與工業生產之間最大的差別。

天然邊的啟示

對比外國入口的木材，翁泳恩直指用在地香港木製成的家具更能適應香港一時高濕熱，一時乾冷的氣候。「木材本身是一種『會呼吸』的材料，當中的毛細孔會隨濕度收縮或膨脹。當外國木材不適應香港的潮濕氣候，加上沒有做好處理，很容易出現彎曲或開裂，最常見就是彎曲了的大門。所以在地製作有一個優勢，就是可以先觀察木材在本地環境下的變化，再進行加工。」這種對材料細節的掌握，也逐漸形成她的設計語言。

在翁泳恩的作品中，常見一種特別的細節，就是保留木材原有的「天然邊」，就如桌子像是缺了一角，這正是木材的天然形狀，直白地展現出自然美態。這種設計並非偶然，而是她對香港樹木的一種理解，「香港的樹通常長得很扭曲，因為它們生長在石屎森林之間，樹木要不斷尋找光線。在製作家具時保留天然邊，就是把這種掙扎的形態留下來。當有人看到那些彎曲的邊緣，我就可以告訴他，這是香港土地的一部分。」她亦提到，選擇哪一段天然邊，其實是一種審美判斷，而非粗糙處理，只為使家具不再只是物件，而是一種紀錄。

然而，在理想與創作之外，現實環境同樣影響着這門手藝在香港的發展。談及從事木工的現實困難，她第一個提到的不是技術，而是空間。「做這一行最大的困難是空間，木工需要很大的地方放工具與材料，在香港，租金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她指出，即使是最基本的木工場，也需要數百呎的空間。對個人創作者而言，這是一個不小的門檻。因此，許多木工工作室都需要透過開班或教學維持運作，而不單靠產品銷售。

工藝反映社會面貌

隨着工作逐漸穩定，翁泳恩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如何讓本地工藝持續存在。這種思考，最終促使她建立自家品牌 MADE。「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把生產搬到其他地方，成本一定會更低。但我一直覺得，外國不需要我去做。我留在這裡，是想證明香港仍然可以製造東西，而不只是賣故事。」

她認為一個地方的工藝，正是代表了一個社會的面貌。「如果一個地方什麼都不能生產，只能買別人的產品，這個地方的面貌會變得很模糊，工藝是一種文化的呈現。」這種對本地製造的堅持，也呼應香港過去曾有的輝煌家具工業歷史，在七八十年代香港家具曾大量出口至日本，技術與工藝均具一定水準。

成立品牌後，她亦面對另一個看似矛盾的問題——如何在經營產品的同時，不鼓勵過度消費。「我現在是在做一個品牌，理論上應該要推銷產品，但我內心又不想鼓勵人過度消費。」因此，她選擇以訂單為主，不大量囤貨，也不急於擴張，讓生產保持在可控制的節奏之中，這才符合她對資源的理解。

訪問尾聲，她提到一個關於樟樹的故事。在香港不少村落，樟樹被視為守護之樹，象徵穩定與延續。不過隨着城市發展，這些老樹往往因建設需要而被砍伐。「樟樹在很多地方都被視為守護樹，但我們之所以收到那麼多樟木，往往是因為村落要發展，需要砍掉老樹。這件事其實讓我覺得很矛盾。」

或許正因如此，她更希望將木材轉化為能長久存在的物件。對她而言，一塊木頭不只是材料，而是一段被保存下來的時間；而當它重新成為家具，也意味着那段原本可能消失的歷程，得以在生活之中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