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峯醫生：香港人的情緒問題

一位在公營醫院任職的精神科醫生朋友告訴筆者，最近這段時間，每一個「舊症」病人（理應是比較穩定的病人）覆診，都要用上差不多一小時以上的時間，這是他行醫近三十年來所未曾見過的。

「他們的情緖真的很差，有些甚至表達有自殺傾向。面對近日新聞報道、電視畫面、媒體轉載，即使普通市民都會情緒不安，更何況這些本身情緒已經脆弱的人士。」朋友解釋。「所以我們都要花上很長時間去疏導他們的負面情緒。即使理解他們情緒低落的原因，也盡可能令他們不要做出任何傷害自己傷害他人的事情。」

朋友說的獨也是，筆者身邊有不同立場的朋友和同事。一邊廂滿腔激情，很熱中地以不同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仇恨、怒火掩蓋一切；另一邊廂卻不欲多見多聽這些關於政治表態的訊息，見到新聞報道也避之則吉，又不願外出，生怕被圍被罵被打。結果家庭撕裂、朋友反目，大家都睡不安、坐不寧。

獨立思考

香港人一向「和理非」。有人卻總要以暴力抗爭，受外部勢力影響也好，經獨立思考自發也好，筆者並不感覺希奇。然而，今次風波已經接連出現破壞和群毆事件，許多人卻寧可與家人、朋友、同事割席，也不願勸阻「堵圍破」，為什麼？

一、對政府政制的不滿

很多人認為，今次事件，修訂《逃犯條例》只是一個導火線，真正的原因是社會大眾對政府施政長期不滿，而當中最受關注的自然是住屋、老人等民生問題。不過，觀乎這場風波至今，包括「五大訴求」，民生訴求味道不濃厚之餘，有人甚至寧願「攬炒」。

事實上，支持這群年輕抗爭者未必主要是基層，當中不乏專業人士，大部分是中產階級，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抗爭者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支援，包括文宣上、法律上、醫療上。中產人士，層面最廣，往往是最要付出，卻又是在社會上最少直接得益的一群，所得到的生活質素亦遠比他們所期望的低。中產階層備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影響也是最深，最為接受西方價值觀，也因此成為最追求「普選」的一群。

他們會問：我們能否給予年輕人將來美好生活的希望；不過，也曾有人問過：我們將來的社會，真的可以交給這些年輕人嗎？

二、對中國大陸的恐懼

接受西方文化的中產階層，對於一群又一群的內地遊客，也是最為抗拒。一方面這些專業人士未必會因內地遊客而直接得益，卻反而感受到內地人所帶來的「剝奪」——行街的空間、生BB的床位、買奶粉的數量、小孩的學位、住屋的選擇等等。所以有人會因為最近某樂園少了大陸客之後不用排隊而高興。

這些不快的經歷令不少香港人愈來愈討厭內地人，他們懼怕內地人終有日會「佔據」香港，有人甚至認為每天150個單程證來港定居配額便是要將香港「大陸化」的鐵證。

以往的優越感受到威脅，加上對內地政制的不認同，亦對「一國兩制」的詮釋有所落差，愈趨加劇對內地的恐懼，再轉化成仇恨。《逃犯條例》修訂其實並不單止是送返大陸，但卻不斷被放大送返大陸的部分。事實上，只要是跟內地掛鈎，都容易挑動香港人的神經——親中就等於違背香港。

因此，很多人覺得全靠這群年輕人， 才能力保不失，令《逃犯條例》修訂不能通過。有受制於「不割席、不篤灰」的綑綁，有出於對「勇武之士」的同情，於是乎出現了「不贊成暴力，但可以理解」的矛盾，不但認同年輕人不聽批評、不擇手段，更變相默許並鼓勵了暴力的延續。最終，是愛他們，還是害了他們？

三、對政治認知的片面

香港有很多大學生、專業人士，縱然是香港教育下的精英，但他們對政治的認知，可能只來自個別已經有立場的評論、懶人包等。加上現代人講求「快」，有幾多人願意花時間去認識不同政制的發展異同和歷史背景呢？

公民責任

於是，在他們眼中，民主選舉只得一個方式，亦即大家口中的「真普選」。但觀乎世界各地，選舉的方式又怎麼會只得一種？每種方式有什麼考量、好處、缺點，又有幾多人曾經深研過？即使是西方的民主發展也有着長遠的歷史和背景，為什麼香港人會覺得香港的民主發展可以一步到位？不要忘記，英國人統治了香港一百五十多年，也要到差不多最後的十年才讓香港第一次民選立法局議員，民選港督就更加欠奉。有人認為當時港英政府也以公平、平等的方式治理港人，真的嗎？

香港的教育制度至今仍流於「填鴨式」，教學內容並不強調基礎知識，改卷模式也偏重model answer，政治教育更見寡淺。某些立場是容易取得分數，有「另類想法」的同學反而難取得高成績，間接鼓勵學生作單一思考。如果老師片面，即使有獨立思考，學生們也很難不片面。既缺乏深究根源問題的能力，也沒有海納百川的胸襟，結果示威者只會說「缺一不可」，只得一個答案，沒有討論的空間。

亦因此，即使在大學、甚至議會，高水平的政治辯論並不常見，自圓其說、本末倒置、賊喊捉賊式的指罵卻比比皆是。沒有足夠政治智慧之餘，更缺乏包容不同聲音的能力，惟有動之以粗。要麼歸咎政制不公，要麼訴諸圍堵暴力，總之要牽動民眾情緒。

還有，有些人誤以為「民主等於自由」、「違法等於達義」，甚至想到要借助外力，高調去要求其他國家制裁香港。都突顯這些人對民主、歷史及國際政治生態的半間不界。是愛香港，還是害了香港？

四、對公民責任的漠視

政治知識的薄弱和片面，令到很多人只懂說公民權利，而不提公民責任，以為納過稅便是了。

回歸以來，除了政府變得愈來愈弱勢之外，香港充斥着一種「自己大晒」和「仇權主義」的文化，大學生如是、專業人士如是，基本上香港每一個角落都如是。政府有責任，民眾也有責任。是公義？還是其實都是自私的一種？

須知，人類最自由的時代就是原始時代，但當人類走向群體生活，走向文明， 就自然要互相尊重，有所規範。依循規範處理爭議，才是法治的根本。當然，規範的制訂，因應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是絕對有空間商討的。問題是，如果大家都視尊重為無物的時候，還有什麼能力去求同存異嗎？一個不能求同存異的社會，怎麼可能會是個民主的社會？

在這次風波中，警方是唯一執法者，不少人卻只站在示威者位置看警察， 政府又缺乏統籌，加上文宣滲透極不平衡，挑動仇警情緒可說是意料中事，仇警情緒無可避免地成為暴力衝突的延續劑。

勇武派如今難得地得到不少的支持， 反正最後也可以將所有後果歸咎政府，再加上在面罩之下，無怪乎所有的社會道德甚至人性也可盡情放下。

正如上文提及的精神科醫生朋友所說，即使我們是多麼認同病人的想法，也不應該任由他們做出傷害自己、傷害他人的事情。即使我們多麼理解年輕人的怒火，理應勸止暴力。不幸地，民眾未必如此理性。他們可能寧願不斷用年輕人的錯誤去放大政府的錯誤，眼睜睜地助燃香港的自焚。

這個關乎民眾情緒化的問題，請容下文再續。

撰文：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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