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日常對話》】與同志母親和解 影片出戰奧斯卡 紀錄片導演黃惠偵

2017-11-13


台灣紀錄片導演黃惠偵從小帶着社會的多重禁忌,活在最邊緣位置:窮困的基層孩子、只有小學學歷的失學者、家暴受害者、以跳喪禮儀式「牽亡陣」為生的少女,更與別不同的是,她有一個同志母親。在成長中,她曾埋怨,為何自己生於這家庭,為何母親如此疏離,心底更埋藏着一個彼此都不再提的疑問:為何母親任由父親在小時候對她性侵?

懷着傷痛和憤怒成長,黃惠偵偶然間接觸紀錄片這形式,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母親的一舉一動。拍攝18年,她完成了獲獎纍纍的作品《日常對話》,在過程中把傷口撫平,並重新發現,她與母親都不敢說出口的愛。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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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description 能超越社會許多負面標籤,撫平難以想像的傷害,她說只因自己較願意面對問題。(吳楚勤攝)

在黃惠偵小時候,從來沒想過自己的媽媽是個不被社會接受的人。與所有孩子一樣,她年幼時總是把母親放在生命最重要的位置,然而在成長中慢慢被社會化,才發現自己一直在社會邊緣,而且母親喜歡女生是一件不能見光的事,「它影響你去判斷一個人的存在價值」。

從小她就生活窮困,母親當初是因為家庭壓力勉強成婚,夫婦並不和睦,家暴無日無之,後來父親失業,母親靠帶她一起做最卑賤的工作、跳「牽亡陣」養家,因不甘被虐,帶着兩個女兒逃走,走得太匆忙忘了拿戶籍資料,她與妹妹從小就失學,跟着母親做別人看不起的工作,長大後因為沒有學歷被歧視。社會在她身上的價值判斷,曾讓她內心充滿憤怒和掙扎,直至她參與社會運動,才有新想法。

拍母親18年

從社運前輩身上,她學會要先看見自己跟社會的關係,理解社會不同框架和價值觀如何影響自己。「如果沒有意識到如何被影響,也就會真正相信他們那一套,就會失去了原本擁有的可能性。」許多聲音總是在說,作為同志孩子得到的是不健全的愛。但從小她跟妹妹都飽受父親的家暴,雖然母親與她們關係疏離,卻給予兩姐妹極大安全感。「從小我們總會覺得,有媽媽在,那裏就是家。」她認為,對孩子來說,最重要的只是得到足夠的關愛。「不一定來自父親或母親,而只是一個重要他者,一個能信賴和依靠的人。」

過去有太多聲音告訴她:怎樣才算幸福。後來她才明白,人感受幸福,從來不是從外面,而是從裏面,最重要還是理解自己是誰。「她是同志,或我沒有一個圓滿的家庭,這是最重要的嗎?其實不是。只要確定我們都是互相重視彼此,這才是最重要。」

這些年來她早已放下許多,然而她與母親對過去依然隻字不提,每天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卻互不交流,如分租房屋的陌生人。為了處理與母親的感情,她從1998年開始拍母親,拍了18年,也是到後期才取得資金,把這些年來的思考好好整理,剪輯成電影。

電影從母親的同志身份講起,訪問身邊的家人和前女友的看法,揭示這些年來她承受的壓力,無可忽視的是她雖然與大女兒黃惠偵同住,但總是在煮飯後就出門見朋友,兩人甚少互動。電影後段,黃惠偵特別安排一場餐桌對話,讓兩人好好坐着,說從前的家暴經歷及埋藏在黃惠偵心底被父親性侵的傷痕。有此安排,只是因為生了小孩後對母親有更多體諒。

「做小孩的時候,總是期望媽媽能無所不能的把一切都打理好,當了媽媽以後,才明白沒有一個人能在生了小孩後就立刻變完人,但社會把很高標準強加在每個母親身上,做母親都很辛苦。」從前她懷疑母親的愛,後來才理解到,她對孩子的隔絕是因為自責與難過。「媽媽眼看孩子受傷自己什麼也無法做,不會比孩子承受傷痛更好受。」

Image description 《日常對話》後段,黃惠偵特別安排一場餐桌對話, 讓自己與母親好好坐着說從前。(劇照)

兩人自說自話

於是她決定要跟母親好好聊一聊過去。「我不是要質問,只是想告訴她,我已經長大了,而且也能夠與過去共處了。我覺得母親也應該把它放下來。」面對最親密的人帶來的傷痕,需要龐大勇氣,最難的是跨出第一步。「第一步是先面對自己」,她花了不少時間把自己整理安頓,才有能力面對母親。「人很會自我欺騙和逃避問題,以為時間能解決一切,我活到快30歲才發現這句話是不完整的,應該說時間讓我們變得更有智慧去解決問題。」

雖然對話前她自覺已整理好,然而真正面對時,她卻依然情緒波動,無法好好思考,最後兩人坐了3小時,大部分時間都是沉默,就算有溝通,都好像在自說自話。「我們都是講自己想講,聽自己想聽的。」也是到後來重看,剪接指導提醒她,其實母親願意忍住難受花時間坐這麼久,已說明了她的愛。她才慢慢看清,母親倔強話語背後的真正用意。

Image description 電影上映後,黃惠偵母親(左)對過去經歷有了不同看法,母女二人的關係有了微妙的轉變。(受訪者圖片)

鏡頭打破隔膜

別人都覺得攝影機會破壞親密,但在她來說剛相反,因為鏡頭打破隔膜,她才得以靠近母親。她最愛拍母親的特寫,正透露了她的依戀。「不只是鏡頭前的人,鏡頭後的人也無法掩飾自己。」這次餐桌對話她重看了許多遍,母親在電影拍成後看了兩遍,兩人的關係有了微妙的轉變。雖然沒有說出口,但她知到彼此真的看到和聽到對方。「我很感謝電影,如果一直身處在中央是永遠無法看清全貌。」

在電影結尾,她女兒拿着玩具攝影機,模仿母親訪問婆婆,童真的心沒有顧忌,第一句就問了她拍了18年都不敢問的問題:「阿嬤,你愛我嗎?」這個畫面的出現,完全是她意料之外。起初她母親故意說不愛,女兒哼了一聲跑掉,黃惠偵又鼓勵她再問。來回數次,母親終於說了「我愛你」。她笑言,整套電影的核心不是說同志身份,而是說親密關係的溝通,而主題已在這短短幾分鐘交代。「人跟人的溝通就是這麼複雜的一件事。」

把私密的創傷變成電影公開展示,外界都擔心會否再對她造成二次傷害,她卻自言電影就像為自己做「清創手術」,一遍遍把傷口清洗,「每次放映都像換一次藥」。「光是講這件事,都已經是在治療了。如果傷痛連講都沒辦法,代表你仍在受傷狀態中。」

主流社會往往把性侵貼上羞恥的標籤,導致受害者不敢談論自己的傷痛,甚至不敢為自己伸張,這也是她決定要讓電影公開的原因。「如果大家都不說,事情就會不斷發生。家暴和性侵受害者總是帶着傷痛一輩子,因為傷痛不只來自事件本身,而是社會一直告訴你,這是不好的,你變髒了,你不完整了。」

能超越社會許多負面標籤,撫平難以想像的傷害,她自言不是自己比其他人更有力量。「只是我較願意面對問題吧!」她希望電影能促進更多對婚姻平權的討論,也重新思考人與人的關係。「如果我們都願意花點時間去認識那個好像跟你不一樣的人,其實很多事情都可解決。」

Image description 電影不只訪問母親,也訪問了一眾親友,對其人生也有了更立體的看法。(劇照)

Image description 這次黃惠偵應第10屆華語紀錄片節之邀來港,更帶上女兒。(吳楚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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