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彬:《十個拆彈的少年》當名門正派壓迫邪教少年

何兆彬 | 2017-01-20

那天,當我看罷《十個拆彈的少年》(Land of Mine)回家,在臉書上看到一條短片:有人發明了一部拆地雷的裝置,它形同一個巨型氣球,由一個個棍狀的泵組成,當它走在地上,壓力足夠使地雷把自動引爆。但半世紀前沒那麼幸福,拆彈必用人手。

二次大戰中納粹德軍是大奸角。人人都看過德軍納粹法西斯壓迫別人,有沒有人看過名門正派才是法西斯迫害邪教少年?《十個拆彈》換個角度,寫二戰結束,德國撤出丹麥,卻留下二千多戰俘。丹麥政府壓迫這些二十不到的少年,訓練他們去清除德軍遺下的地雷,拆完先準走。以人手拆地雷是敢死隊任務,壓迫他們的燃料,就是仇恨。戰爭來到時,沒有人是贏家。當德軍受法西斯欺壓,你能容忍嗎?

文:何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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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開始得好:德軍正撤走。背著沉重裝備的少年,人數眾多,但個個垂頭喪氣。這隊伍好長,隨著山勢蜿蜒以去,蔓延數里。一個明顯穿著不同的軍服軍官走了過來,只見他正值壯年,見人就罵,當他見到一名少年拿了個國旗想帶回家,直把他邊罵邊打,蹬到地上再送上幾拳,少年被打至咀巴流血,也不敢哼一聲,火爆得要命。因為事先沒看資料𡰗進場(我的觀影習慣),我們一直看下去才知道他是卡爾(Roland Møller主演),也是我們戲中的主角之一,他是丹麥人,痛打的正是撤退中的德國陸軍。時為1945年,二戰結束。

德軍離去,卻留下萬計地雷,這筆帳怎計?難道要我們丹麥人自己去拆?憤怒的丹麥人找來德國戰俘洩憤,訓練他們拆地雷。教授他們技術,但地雷可不是玩的,而且數量以萬計算。電影才開始幾分鐘,一個個慘綠少年接受過基本訓練,就要排隊,各獨自攜一個地雷進入一個開放式(沒有門)的房間,拆好了地雷才能出來。地雷的拆法也不難,它一般呈圓扁形,像個飛碟,中軸部份,旋出來中間藏有一撞針,只要小心把撞針取出,它就不會爆炸了。這個扭取中軸的動作畫面不斷在電影出現,但你以為看多了就不緊張?不,我乍看十分鐘心裡就叫救命,手一直往坐椅去抓,當初,我以為電影都是以這種場面來不斷嚇我,但導演的想法,要比這樣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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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與法西斯

但這不是導演的意圖,他想寫的,其實是戰爭與仇恨的關係。人類做過很多可怕的事情,而以刀劍槍炮殺人,可不是其中最前列的位置。這萬物之靈,最可怕的有製造仇恨、編織謊話,它們都在電影中一一呈現。

本來要迫令戰俘拆彈可不是件易事。根據日內瓦人權公約規定,各國政府不能夠派遣戰俘,執行長期勞役或危害性命的任務。那怎可能要少年天天拆炸彈?不過證據顯示,當年英國政府與丹麥政府,將文件上的字眼由「戰爭俘虜」轉換成「自願投降的敵軍人員」,去避開這條公約的規定。結果這班大部份都是希特拉在投降前所強行徵召的後備軍的戰俘,不少是老弱殘兵,而年紀最輕的僅13歲。在任務一開始就在糧食不足下,去開始這拆彈任務。前述的主角卡爾,就負責壓迫他們。丹麥軍方手上有個大概地雷數字,他計一計數,知道要在幾月幾日之前把任務完成,就得跟他們說:「一天你們要拆N個地雷,即是說,每小時要拆六個。」

電影不斷出現的畫面,是一隊少年,每人相隔幾呎,匍匐地上,以鐵椎斜斜的向沙裡插,沒聽見聲音,就沒地雷,換個位置重新再插,一直試探。若下插時聽到有金屬碰撞之聲,就是遇上了地雷。這時候要以手掌把沙慢慢抹開,先將地雷顯現,進行拆彈。

由於戰後物資匱乏,戰後丹麥糧食短缺。丹麥人都不願把食物平等分配給戰俘,於是,很快拆彈隊就變成了要在挨餓下進行任務。本來說好了的日內瓦人權公約,就此作廢,在仇恨之下,等於是先把他們往地獄去推。

仇恨令腦袋停止運作。即使如基督徒口中常談仁愛,十誡裡寫明毋殺人(第五誡),但教徒一樣會殺人無數。這當中道理其實很顯淺,戰爭製造者只要先鋪好仇恨炸彈,鋪陳好你痛恨他們的理由,他們是撒旦魔鬼自然可變成天天殺了。少年無知,於是少年最容易被灌以仇恨,被推到戰場上。但無知往往是出於不了解。有人痛恨同志,有心痛恨黑人,歷史總是不斷重覆。早陣子粗淺讀過一點法西斯歷史資料。其實所謂法西斯主義,不是指殺人或壓迫手段,其實它是一種操控手法:右翼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簡以言之,就是非友即敵的集體仇恨狀態。我們仇視他們,你也必須仇視,不然你也是敵人。這才最恐怖。

沒有仇恨,仗從來都打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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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有很多方法,當我們每天做的,開始被評為「唱衰香港」,電影導演Martin Zandvliet說,他拍這電影:「我的目標,就是要向世人呈現丹麥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創作是冒險,創作有時也只是換個角度來看事情,他說:「我不是要指責任何人,但是我很想拍一部不是再次把納粹德軍描述為殺人魔的典型電影。」當我們看的荷里活電影變得一式一樣,合拍片又有諸多限制,我們就明白了文明開放的可貴,也就是可以不理禁忌,安心去探索任何題材。這齣電影,獲丹麥軍方正面的態度看待,也受到他們協助拍攝。

Martin Zandvliet為丹麥籍導演、編劇、演員、剪接師,曾為《泰迪熊》、《時尚帝國合約的開始》等電影擔任編劇。他在2009年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Applaus》,即獲多項大獎及提名,包括蘇黎世國際影展影評人大獎、並榮獲提名印度孟買國際電影節Golden Gateway大獎及比利時根特國際電影節Grand Prix大獎。《十個拆彈的少年》是他的第三部電影作品。電影改篇自真實歷史,公映以來,榮獲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鹿特丹電影節及六個電影節的「最受觀眾歡迎獎」,以及美國國家評論學會「最佳外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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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了解化解仇恨
《拆彈》的英文名字饒有深意,它叫Land of Mine,即「地雷之地」,Mine也有「我們」之意,即「我們之地」。Land of Mine這名字,自然也帶有「丹麥是我們的,滾出去!」的意思。電影的丹麥名字是Under Sandet,Sandet即細沙,亦可解作真實。沙之下,有表面上看不到的東西,看不到也不代表它不存在,例如地雷,也例如仇恨,外表看似平靜,不代表不存在。

中文名叫《十個拆彈的少年》,但其實戲中不只十個少年。可以預料,也不算劇透──我們只是看到一個又一個少年,在飽受拆磨下犧牲。當電影描寫少年在枯橾、重覆的拆彈生活之中,有幾幕都令我想起去年上映的英國戰爭片《絕對戰場》(Kilo Two Bravo,2014)。後者改編自真人真事,寫一隊英軍,在2006年一場戰役下,意外地踏入地雷陣,結果來營救的軍人又再引爆了更多地雷。結果一個個士兵只能在血泊中看著藍天,等待營救。在時間的流逝中,在絕望邊緣上,大家唯有講鹹濕笑話,以緩和氣氛;大家又不斷提到回家退役後,你會想做甚麼。其實人類自古就靠希望來渡過難關。而在近乎絕望之時,在幾乎沒有希望之間,我們有能力創造希望。

在《拆彈》中,少年們聊著的,同樣是軍官答應過自己的,只要拆好了這些炸彈,完成任務,大家就可回家。那回家你想幹甚麼?有人說我要做個機械廠,因為我擅於裝裝拆拆,工廠就叫乜乜and Sons。"and Sons"的起名方法是歐洲傳統,少年們想像未來時說到:這樣聽來,名牌會大一點。當然不只,它聽起來還是世世代代的傳下去,他們對回家一直抱有希望。

電影沒有一直往苦楚及絕望裡走,這是它的一大優點。導演擅於操弄觀眾,當戲的中後段寫到卡爾發現少年不過是少年,並不如國家告訴我那麼邪惡,又發現用仇恨去燃燒自己,壓迫他們不是最有效,雙方建立了關係及友誼。但之後的意外又迅即把一切推翻。當你以為,卡爾就會一生在仇恨中渡過,導演還是給予了他一個窗口,化解一切。寫在國家宣傳下,慢慢清醒,與少年建立友誼,又慢慢不理會國家機器這個關節上,寫得不俗。歷史上其實有幾個卡爾?當然是少數之中的少數,我們甚至沒有證據它曾經發生過。歷史說,當年二千多個戰俘,過半數被炸死或失去𩨝體。而其實,監管德國戰俘去拆彈這件事,是由英軍負責的,電影中描寫由丹麥軍官負責,不符史實。導演只是藉創作,來讓大家反思及討論。

在此全球極右化,仇恨之風吹得正烈時,此作來得正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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