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屆台北雙年展 由一架偽造飛機開始講起

台北的市立美術館大堂近日放了一架大飛機，被觀眾圍觀拍照，這是藝術家邱子晏受台北雙年展委約創作的《偽飛行場》，飛機以金屬及紙皮製作，重建了日殖時期的誘敵機場。作品十分搶眼，引來不少人合照，作品的題材關於台灣的歷史和身份，有點沉重。

台北市立美術館1983年開幕，台北雙年展自1998年，每隔兩年就在此舉辦，是台灣每隔兩年一次的重大藝術展覽。今屆雙年展，彙集來自全球37個城市、72位藝術家的作品約150件，包含34件全新委託創作與現地製作。我們來到台北，採訪受委約的邱子晏、Korakrit Arunanondchai兩位藝術家，也和展覽策展雙人組談談，為何雙年展重要？

TEXT & PHOTO BY 何兆彬（作品圖片由台北雙年展提供）

邱子晏（台灣）：參考二戰的台灣人

「台灣因為受過日本殖民，在日治時期的後期，日軍採取南進政策，不斷入侵東南亞，所以那時候他們在台灣就建造了非常多的機場。」藝術家邱子晏說：「那些不是現在松山機場、桃園機場這種大型機場，它們是臨時機場，日軍會先徵收田地，然後用石頭或草皮，做一個很簡易，可以升降的跑道。二戰末期的時候，這種臨時機場在台灣大概有四、五十個。」他說，因為台北的氣候宜人，被日軍變成了訓練基地。

邱子晏住在雲林北港，他不是全職藝術家，平常上班，每天經過一塊田，都在上面見到一個碉堡，他知道這塊田在日治時期就是一個機場，「碉堡應該有兩三米高，田軍離開它也沒有拆，因為要花一筆費用，農民無視於它，繼續種田。」

邱子晏說，日軍撤離後，國民政府來到台灣，接受日本遺留下的財產，包括了大量機場的地圖。他用這些地圖對比Google地圖，了解到底機場有多大。

他就此問當地人，找到一些資料，發現二戰末期，其實日軍就在附近的廟宇朝天宮附近，找來做工藝的師傅，用竹子等材料製造零式戰鬥機，放在跑道上。「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台灣當時由日本統治，在戰爭末期的時候，美軍要來轟炸台灣，假飛機可以欺敵，騙你來炸，但真的飛機我已放了在別的地方。很有趣的，是這些工藝師是台灣人民，其實他並不是開了一架飛機去參與這個戰役，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技術去參與二戰。」他也試過去找當年替日軍造假飛機的工藝師，但人都不在了。

廟宇的造型能力他覺得，偽造飛機這件事很有趣，想從當代的角度重新去回望它。《偽飛行場》是一架偽造的紙皮飛機，另加上錄像片段，他找來親兒子演出一個小孩，本來在放風箏，但意外遇上一名老人，二人坐上紙飛機，飛機卻竟然能飛到半空，但後來墜毀，「其實飛機沒有真的起飛，一切都是假的，我透過音樂去連結北港的在地信仰，也就是藝師最核心的信仰，去回應這段歷史，它他比較像是台灣人民二戰的臨時記憶。」

影片中的老人，到底是誰？「你要說他像幽魂可以，你要說他像是一個沒有離開那個時代的人也可以。他不斷在碉堡裡面，坐在零式戰鬥機中，但戰機其實是不會飛的，他一直想去完成任務，但是這是不可能的。」至於小男孩，邱子晏說它像是從一個當代的角度走進過去的歷史，最後他們又回到現實，燒毀飛機，其實有一種含義。台灣廟宇有燒王船的習俗，「台灣的廟宇還會放鞭炮，一直去用這種方式去作連結。」

往日的假飛機多由竹子造成，再用廟宇的彩繪方式加上塗裝，「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們把他們的對於那種廟宇的造型能力、藝術能力，轉成一種參與戰爭的方法，這件事情是對我來說很有趣。」因為考量到作品做好要運送，需要拆裝，他沒有使用竹子。他自己用了鐵做支架，加上瓦楞紙做表層。

「我是客家人，我過去的創作很多都是跟客家有關，過去作品，常會連結客家文化。我很喜歡楊德昌、侯孝賢導演的作品，他們都是客家人，我一直覺得這是一種認同問題，客家有一種美學，是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

藝術家Korakrit Arunanondchai（泰國）： 拍一部恐怖片

在眾多作品中，現居美國的泰國藝術家Ko r a k r i t Arunanondchai投影裝置《《愛在死亡之後》（LoveafterDeath）放置了在場中一個黑暗角落，這件作品相當大型。他先拍了錄像，投射在巨型半透明的熒幕上，熒幕後面地下，是一隻隻殘破躺着像屍體一樣的兔公仔。

Korakrit說他在嘗試拍一部恐怖片，「我將亞洲恐怖電影，視為某種重塑當代生活與信仰體系的載體，就像科幻作品那樣。對我來說，過去12年我持續創作以自身經歷為基礎的影像，將生活轉化為自傳式作品。如今我想嘗試將藝術創作與人生本質，轉化為一部恐怖電影。這件裝置作品，正是基於我對恐怖電影的劇情構思，它講述一位泰裔美籍藝術家試圖創作關於泰國文化的作品，卻發現泰國文化本身已化為幽靈。」

他說：「就像泰國軟實力之靈附身於藝術家身上，文化幾乎成了幽靈般的存在，特別是某種新民族主義的幽靈，文化幽靈需要附身藝術家才能持續發展，尤其向西方擴張。」新民族主義？他說：「這個項目的起點，源自泰國特定的政治時刻。疫情期間，泰國人都在抗議要求選舉，後來選舉確實舉行了，但勝選政黨卻沒能上台執政（按：2023年大選，2024年泰國第一大黨前進黨被解散）。這件作品，探討支撐右翼的民族主義精神，透過運用文化與藝術、當代文化等媒介延續其存在。當我說到新民族主義時，我認為這是它成為恐怖片的原因，藝術家本質上被某種精神附身了，像是民族主義或右翼精神，卻又在某種程度上不自覺地讓它滋長。」

今年39歲的Korakrit，一直在思考這年代藝術該扮演什麼角色。「當全球政治局勢如此動盪，我又恰巧生活在紐約，川普上台，一切都讓人感覺這個時代，民主制度彷彿在崩潰。我們曾寄望科技或任何事物，例如政治能讓世界變得更好，此刻我感覺要反其道而行，該直接拍一部恐怖片，因為恐怖片至少能將噩夢演繹成真的命題，以及其後的發展，我能親手編織自己的噩夢，甚至為噩夢中的幽靈撰寫台詞！」

Korakrit很喜歡看恐怖片，「南韓羅泓軫《哭聲》很嚇人！我也喜歡A24的電影，例如AriAster《祖孽》。」他說，自己又怕又愛看，因為好的恐怖片總在隱喻些什麼，總帶有社會批判意味，「我認為它是對世界不平等現象的社會批判，或是對我們稱之為現實的體制進行剖析。恐怖電影，往往是賦予恐懼具象化的場域。」

策展雙人組：台北雙年展植根於它的收藏

今年的雙年展以「地平線上的低吟」 作主題，請來國際知名的策展雙人組Sam Bardaouil及Till Fellrath策劃，他們是柏林漢堡車站國家當代藝術美術館雙館長，除以外，還在世界各地策展不同藝術活動。

「地平線上的低吟」這主題，探討的是「思慕」作為持續推動人類的力量。它明知無法掌握，卻仍不願退讓的動能。「低吟」（Whispers）喚起交流的脆弱性，那些即便在靜寂中仍持續的聲音、即使被抹除仍存續的故事，「地平線（Horizon）則象徵已知與所盼之間的交會。因此，地平線上的低吟暗示着最微弱的呢喃也能重新定義距離，最細微的舉動亦能改寫我們想像的世界。」

今屆雙年展，有三件非常重要，但沒有展覽裡出現的物品。兩位策展人留在台灣做資料搜集時，找出三件富象徵性的物件，引導出展覽情感和時間脈絡的核心隱喻，它們分別是侯孝賢的電影《戲夢人生》（1993）中出現的尪仔（人偶），象徵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獻身於技藝的一生；陳映真短篇小說〈我的弟弟康雄〉（1960）中的日記；以及吳明益小說《單車失竊記》（2015）中的單車，象徵兒子尋找失蹤父親的旅程。

策展雙人組：「我們熟悉台灣電影人，有看過侯孝賢台灣三部曲（《悲情城市》、《戲夢人生》與《好男好女》），讀過吳明益的小說。兩年前，當我們開始籌備雙年展策展時，深度研究過它們。」

回到原點，到底什麼是雙年展？為何雙年展重要？「雙年展並非自然形成，而是人為創造的詞彙。最初，雙年展在威尼斯兩年一度舉行，英文裡Biennale是由annually（每年一次）被創造出來的。」關於台北雙年展，二人說，展品中包括近一百年前台灣藝術前輩陳澄波的油畫、張照堂1978年的攝影作品《李天祿》，都是北美館的收藏，台北雙年展的獨特之處正在於它植根於它的收藏，「這不僅讓策展團隊能以嶄新視角與館藏對話，更為美術館注入了不同能量與觀點。每兩年匯聚全球藝術家，對空間運用提出全新想法，例如如何與建築結構對話？策展人依據自身背景，對主題採取不同詮釋。這種多元性，激發了獨特的活力與動能。」

策展人的工作，就包括了在館藏之中選擇，再因應主題，委約世界各地藝術家創作，「我們尋找與主題相關的藝術家與創作實踐，我們正試圖將這些元素整合起來。我們討論該挑選那位藝術家，要確保有大量台灣創作者參與，同時在國際對話中與台北藝術圈建立連結，並發掘多元媒介藝術形式，涵蓋攝影、電影、繪畫等不同類型作品。」

第14屆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
展期：即日起至2026年3月29日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