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懷世的指揮之路 在管弦樂中尋找亞洲的聲音

在國際古典音樂舞台上，香港指揮家吳懷世以敏銳的音樂觸感、深厚的音樂語言，以及跨地域文化的交流願景聞名。他由長笛專業出身，早在二十多歲便完成登上香港藝術節舉行長笛獨奏演出的目標，其後再轉向指揮領域，於多個國際指揮賽事中嶄露頭角，先後奪得重要獎項，並受邀與歐洲及亞洲多個頂級樂團合作演出，更成為首爾愛樂樂團史上最年輕的外籍副指揮之一。

如今，作為香港馬勒樂團及亞洲現代交響樂團的創辦人與藝術總監，吳懷世不僅活躍於國際舞台，也持續回到亞洲，嘗試在既有的古典音樂結構之中，為亞洲音樂家與作曲家建立能被看見、被聽見的平台。

TEXT BY MIU LAU
PHOTO BY BEN TAM(部分受訪者提供)

吳懷世的音樂旅程，始於一個普通的香港家庭。最初主修長笛的他，很早便察覺吸引自己的並非單一聲部的表現，而是整個管弦樂團所構成的聲音結構。他回憶道：「在樂團裏，我算是一個比較活躍、好奇心很強的人。我留意的從來不只是自己的聲部，而是整個樂團在做甚麼。我會主動去讀指揮總譜，因為那裏可以看到所有樂器正在發生的事情，誰進得早、誰進得慢、哪個聲部出了問題，我其實都看得很清楚。」

這份「越界」的關注，漸漸讓他意識到，自己的性格，或許並不只適合做一名樂手。「有時候，若某個銅管聲部未能準時進入，我甚至會即興補上；又或者察覺指揮在節奏上出現偏差，而多次排練仍未修正，我便會主動向他提出。慢慢地，我開始覺得，自己其實已經在做一些不屬於長笛手的事情。」

踏上指揮之路

二十多歲時，吳懷世完成了童年為自己訂下的兩個重要目標︰一是在香港藝術節舉行獨奏會，二是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擔任長笛獨奏。當目標逐一實現，他卻開始感到一種空白。「我開始反思，原來人生的目標不一定只是如此，也開始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是甚麼。」

正是在這個時刻，他正式考慮轉向指揮。這並非一個浪漫或衝動的決定，而是一種極為理性的自我審視。「這同樣與性格有關。我不但喜歡集體合作，更深信管弦樂團所呈現的聲音力量。當我坐在樂團中時，卻常常對整體效果感到不滿，即使我把長笛吹得再好，只要指揮不到位，整首交響曲的最終效果仍然會令我感到遺憾。」

他坦言，當時的自己並未真的想過能成為職業指揮，只是覺得，既然心中總有不滿，不如親自嘗試。「如果我做不到，至少可以少一些抱怨，也會更甘心接受結果。」真正踏上指揮之路後，他發現現實與想像之間，既有落差，也有驚喜。「我原本以為，只要能做一個普通指揮，令一個普通樂團有所進步，已經足以令我滿足。但現實遠超我的預期，後來能夠指揮世界級樂團，這是我從未想像過、甚至未曾奢望的事情。」

站穩國際舞台

吳懷世的國際突破，始於韓國首爾愛樂樂團。28歲那年，他獲任命為該團副指揮，成為樂團史上最年輕的外籍指揮之一。然而，站上國際舞台並不代表一切順理成章。「以韓國為例，他們對自身文化有很強的保護意識。在古典音樂的結構中，如果從所謂的『食物鏈』來看，西方人往往排在前列，其次是本地人，而作為非本地的亞洲人，位置自然較低。」類似的情況，在歐洲亦時有發生。「有些人並非出於惡意，而是缺乏認知，甚至會驚訝地問：『原來你們也演奏貝多芬嗎？』」

面對這些衝擊，他選擇將其視為自己選擇的結果。「這條路是我選擇的，既然清楚知道指揮源自西方文化，這些挑戰本來就是隨之而來的一部分。既然選擇了，就沒有理由感到沮喪。」

在吳懷世眼中，指揮的角色並非權力的象徵，而是一種極度純粹的專注。「我會把音樂準備到最完善、最極致，深入了解樂團的長處與聲音特質。如有可能，也會向熟悉樂團的朋友了解他們的演奏習慣。我唯一的目標是做好音樂，當目標清晰而純粹，樂團的音樂家自然能感受到。」他相信音樂家本身極為感性而敏銳，能分辨誰是真心為音樂而來。

創立屬於亞洲的樂團

正因如此，當他回望香港音樂生態時，無法忽視學生與職業樂團之間的巨大斷層。「香港學生並非沒有能力，但因歷史原因，本地頂級樂團長期聘請大量外籍樂手，水平被拉高，卻未能形成有效的接棒機制。」他指出許多音樂系畢業生並非不想成為演奏家，而是缺乏實踐的平台。「既然沒有實習機會，那就創造一個。」這正是香港馬勒樂團成立的初衷。

在此之後，他將視野進一步擴展至整個亞洲，成立亞洲現代交響樂團。「今天的問題已不在演奏者，而在作曲家。我們仍然主要演奏貝多芬、莫札特，但亞洲作曲家其實早已存在，只是缺乏平台。作曲家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存在，而在於他們如何被看見。」

在歐洲多年工作的經驗，讓吳懷世更清晰地看見這個結構性的問題。「你會發現，在當今世界的頂尖鋼琴家、獨奏家之中，亞洲面孔早已不是少數。郎朗、王羽佳、李雲迪、趙成珍等，他們都站在世界舞台的核心位置。但當你回到曲目本身，特別是二十世紀以後的作品，你會問：亞洲作曲家在哪裏？」他指出，亞洲並不缺乏優秀的作曲家，「無論是葉小綱、陳其鋼、譚盾，甚至更年輕的一代，他們的創作水平早已屬於世界級，只是缺乏一個持續而有系統的平台，讓這些作品被反覆演出、被累積、被記住。」

亞洲現代交響樂團的成立，正是基於這樣的思考。「我不希望只做一場『亞洲作曲家專場』便算完成任務。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把亞洲作品自然地放進演出結構之中。」他舉例說，只要七十多位音樂家，每人一年舉辦一場獨奏或室樂音樂會，在其中安排五至十五分鐘演繹亞洲作品，長年累積下來，便已是一個極具力量的演出網絡。「但現實是，幾乎沒有人這樣做。」在他眼中，這正是樂團存在的意義——不只是演出作品，而是引發一場關於身份、責任與文化位置的思考。

談到成功，吳懷世的答案異常平靜。「成功已不是我追求的目標。我認為快樂更重要，真正的快樂，是你睡前感到平靜，早上能對自己微笑。」他希望將這份價值傳遞給下一代，「每個人本身就是獨特的，不需要刻意追求與眾不同。同時，你要知道自己擁有選擇權，但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從長笛演奏者到國際指揮家，從個人舞台到創建樂團，吳懷世一路走來，始終以清醒而自省的姿態，思考音樂與世界的關係。在傳統與當代、亞洲與世界之間，他不急於證明自己，而是選擇持續建構平台，讓更多聲音被聽見。或許，正如他所說：「比我更好的指揮，是明天的自己。」這份不與他人比較、只向內推進的信念，正是這位新世代指揮家最鮮明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