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時裝界之動盪 奢侈品牌的音樂椅

全球經濟不景，奢侈品和時裝品牌今年創意總監音樂椅不停轉，幾張空凳仍虛位以待，這是近來時裝人最熱門的話題。

從去年尾，Givenchy的Matthew Williams離任、今年初的Dries Van Noten退休、Valentino一星期間從Pierpaolo Piccioli轉變為Alessandro Michele，這邊廂Virginie Viard告別Chanel，那邊廂Peter Copping上任吉位一年的Lanvin，最意外的是只做了兩季的Peter Hawkings宣布離開Tom Ford（他於 2022 年以 28 億美元的天價將其同名品牌售予 Estée Lauder後退休），一個被視為天子門生的繼承者（去年九月，Hawkings對《Vogue》表示，他「這一生」都在為這個角色「做準備」。）——目下的時裝界就是如此動盪，也有了變化的可能。

經過數年的快速增長，奢侈品市場現正降溫，經濟不明朗加上消費者口味快速變化，奢侈品牌想要轉虧為盈或繼續增長變得更加困難，而管控產品和品牌形象背後的設計師往往成了受壓最大的人，於是出現了更頻密的人事更替現象。

如果世界還是20年前的模樣，將品牌成敗歸咎於設計師，筆者大致上不會反對。但是請想想，2025年都快到了，Gucci從Tom Ford退任時2004年的30億美元，Frida Giannini十年間還未到40億美元，在Alessandro Michele手上幾年間升到104億歐元（114億美元），接近升了4倍。而當中不能否認是Michele的獨特極繁美學，吸引了許多新世代以及中產階級消費者，但如果要再升品牌是否都要自問會否有點期望遠超過底線的「強人所難」？

看看另一邊廂Dior的Maria Grazia Chiuri與Chanel的Virginie Viard，兩人都在各自在商業上都取得了極大成功（分別從2016年的 39.5 億升到2023年的86歐歐元；與 2018 年 111 億美元成長至 2023 年的 197 億美元），但她們也受到新興的網上評論家抨擊，被指過度商業化——當中很難令人相信完全不涉及行政管理層的干預。因此，Burberry在「fit 馬」Daniel Lee上任多季仍然未見起色的困境下（一般要睇3季，讓消費者消化新美學），剛剛將CEO換人可能出現機會帶來突破。

逆市的黑馬有哪些？以不變應萬變的Hermès不用說，擁有藍血基因是靠數十年克制和誠意累積，潮流易變，但工藝質素永遠值錢，比任何明星設計師都重要（所以只靠加價谷起，谷到咁上下都會引來反效果）。Prada和Miu Miu繼續在Lyst熱門搜尋排行榜三甲，也保持到雙位數百分比增長，兩家的獨特之處是Miuccia Prada一家話晒事，2010年代當對手跑贏幾個身位時，她依然故我；如今2020年代，Prada交過Raf Simons，天橋作品有更好賣嗎？不，但形象年青不少，除商業產品變得更平易近人，還關係到改善不少的數碼營銷以為更重要的CRM活動；至於Miu Miu則是回到千禧前後的那個她，所謂增長超90％，也不過因為基數低，至今仍未過10億歐元，所以每個品牌都有自己的成功或失敗之路，很難一概而論。

從一個塘邊鶴的角度觀察，設計師 / 品牌形象酷不酷固然重要，但這些是一時三刻相對上較易改變的；至於數碼和網絡營銷，嚴格來說都是催化劑；歸根究底是產品能不能擊中消費者的心——很多人對Demna的hype爭議不斷，但請看看他的Rodeo bag，實在是好看又好用，所以傳了良久Balenciaga要換人，我始終不能置信——天曉得下個又到誰被換掉，但誰又能保證換了人的明天會更好？如果年收百億都仲想繼續一年升雙位數，恐怕明天會⋯⋯

TEXT BY CHRISTOPHER L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