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精神病何其多（上）

政府早前委託兩間大學醫學院的精神科，進行全港精神健康普查（下稱「普查」），歷時4年，報告於2014年3月完成，交給當局，但傳媒的報道和着墨都不多，未能引起普羅大眾的注意。可能因為報告的數據看來硬繃繃，在沒有詮釋下，專業的新聞從業員也忽略了其中的重要性。

根據普查的結果，有幾個問題十分重要，令筆者非常擔心。首先，普查指出「普通精神病」（Common Mental Disorder，簡稱CMD），即情緒病、廣泛焦慮症和抑鬱症的患者高達13.3%。換句說話，香港700多萬人口當中，有大約100萬人一生中可能患上這些疾病，需要接受治療。

撰文：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每100名香港人之中，有6至7個患有程度不一的精神困擾，對社會的生產力和穩定性構成嚴重的潛在危機，而公共醫療的負擔，亦面對嚴峻的挑戰。

另外，令筆者更憂慮的調查結果，是患嚴重性精神病的病人（Severe Mental Disorder，簡稱SMD），例如思覺失調（精神分裂）、妄想症、躁鬱症（Bipolar Disorder）和嚴重抑鬱症的比例遠高於預期，比起世界其他地區的平均數值超出很多。行內的專業人士根據從前的研究為基礎，最初估計香港的SMD數字應該處於全球的中游地帶，即大約1%。但是，普查得出使人震驚的結果：2.5%的數值，和高踞世界「自殺率首位」的芬蘭不相上下。

普查的研究人員進一步強調，上述的數值未包括住院的病人和暫居於中途宿舍、庇護中心和社會福利機構的精神病康復者。總括來說，香港的SMD人數肯定高於2.5%，不禁令人憂心忡忡。

患上嚴重精神病的人很多時都會出現幻覺和妄想，容易脫離現實環境，做出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行為。很明顯，醫治SMD遠較CMD困難，這些病人情緒起伏更大，家人承受的壓力也更沉重。

現在，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專業人士嚴重不足，經費捉襟見肘。有關的醫療團隊怎樣在左支右絀的資源下，紓緩病人和他們家屬的身心痛苦？本來預計的每100名香港人之中只有一人患有SMD，現在突然增加2至3倍。當局怎樣應付？

三管齊下應付SMD

在SMD病發的高峰期，病人大都要被緊急送院，服用較高劑量的藥物，以控制他們的幻覺和妄想，避免造成個人和社會的傷害。要達到上述目標，控制病人「陽性症狀」（Positive Symptoms），例如妄想和幻覺，技術上不難做到。可惜，要使病人完全消除妄想和幻覺，重新投入社會，成為有建設性的一員卻並不容易。曾患SMD的病人很多會有「陰性症狀」（Negative Symptoms），例如「人格的萎謝」（Personality Deterioration）：較難控制情緒，所以不易與人相處，並且有意志力消沉和缺乏動力的傾向。所以，他們的工作能力比病發前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去生產力，對各方面都會有負面影響。如果社會人士不忍心放棄我們的同胞，把他們「轉廢為能」，就要投入可觀的資源，在每一個治療環節中，都要做足工夫：縮減新症的輪候時間，盡速診斷治療；使用副作用較少，但價格較昂貴的藥物；心理輔導要徹底，並要有持續性；改善中途宿舍的服務，增強職業培訓的力度；適切的經濟援助，提供公共房屋優惠等……

筆者認為上述的工作，需要取得社會的共識才能獲得恰如其分的資源分配。精神健康服務一如投資教育，要「十年樹人」甚至超越年代，成為細水長流的社會奉獻。不過，這種奉獻的回報，一定會遠勝期望。

精神健康服務界如果能夠獲得足夠的資源，在一個綜合統籌組織領導下，相信會創造能配合本地特殊環境的「新思維」，更有效率去照顧病人漫長的治療和康復過程。

過去，專家們都認為SMD的病因主要基於遺傳，近年，嶄新的科學研究發現外在的誘因也很重要。預防、教育和及早治療，便成為「三位一體」的利器去對付SMD。醫生在反覆的臨床經驗，證實及早介入治療精神病，對治癒率的提高及復發率的減低都有正面的影響。但精神病有別於其他疾病，病人不會因身體疼痛而主動求醫。

復發愈多損害愈大

相反，目前很多精神病人都在家人、同學、老師、同事和社工鼓勵，半推半就下求診。針對這個情況，衞生署的宣傳訊息既不能持續，又不能深入民心，絕不能促成病人自動自覺地求醫問診。因此，將精神健康教育編入中、小學的常規課程，才是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這是香港精神健康教育「普及化」的最佳途徑，如果廣大民眾對精神病有基本的認識，病人被標籤和「污名化」的機會一定會大大減少，他們主動及早求醫的機會自然相應提高。社會風氣的形成要經過潛移默化，教育作為導引的工具至為重要：莘莘學子首先要具備健康的心靈才能學業有成，貢獻社會，這和正確地推行「國民教育」的道理如出一轍。

筆者希望強調及早醫治精神病的重要，以減低病人病情復發的機會，因為根據可靠的證據，復發的次數愈多，病人腦部的功能就遭受愈大的損害：智力下降、記憶力衰退和精神集中力不足。現在很多長期的精神病患者都陷入這個「惡性循環」之中，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

香港有關當局似乎對上述問題束手無策。反觀發病率偏高的芬蘭，經過一番努力，自殺率在15年內下跌40%，其主要原因是當地的抑鬱症患者獲得妥善的處理：診斷、預防和治療都不斷進步，並特別注意輔導計劃及社會和心理的支持。

面對香港13.3%的CMD，我們怎樣應付？詳情將在下期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