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與Cosmopolitan的夢魘 陳耀成

董啟章與催淚彈
去年11月，長期旅居紐約的陳耀成回了香港一趟，在藝術中心放映了他的新作《名字的玫瑰－董啟章地圖》，戲中由董啟章出生那一天──1967年的一個催淚彈講起，電影內容，多少駁斥了坊間對董啟章避談政治的攻擊。剛好，陳回港期間香港的佔領運動，他又到現場拍了些片段，想補入戲中。
香港藝術節委約他把《大同：康有為在瑞典》改編成歌劇《大同》，當日我先跟他做了些訪問。兩個月後一個夜晚， 跟身在紐約的他談到近況，歌劇版《大同》他的部份（文本）完成了，全交由陳慶恩（作曲）、鄧樹榮（導演）負責，他心情似乎輕鬆了一些。

要談纏繞他的這隻叫康有為的「鬼魅」，得由2007年談起。當年他讀到《康有為瑞典遊記》一書，書中出版了當年康大的手稿，多少為這個被罵了近百年的「保皇黨」翻了案，到了陳的電影，一半紀錄片，一半劇情，事情就更清楚，讓世人知道，當年最先提出「五族共和」的是康有為而非孫中山，超前同代人提出「虛君共和」、大同思想的，也是這個被罵得保守腐敗的康有為。電影提出的觀點，是歷史的眾多問題，都與種族/文化衝突有關。電影當時先獲《南方都市報》的「2011深港生活大獎頒獎盛典的年度電影獎」，石琪、李歐梵等人大讚，然後在香港低調上映。「2012年， 我在藝術中心辦回顧展，蘇國雲（藝術節副節目總監）有來看，看完就走，我還以為他不喜歡。2013年我回港時，又碰到他，他就跟我談起把《大同》變成歌劇的可能性。」

康有為父女再活躍
康有為父女如鬼魅，似乎也隨著陳的作品越來越活躍了，近日不斷有他倆的史料被挖出，而陳耀成也因為拍過兩部相關作品，不停的跟他們「聯繫上」，「我早前剛去了康州大學，其實康同璧1903年初剛去美國時曾在此讀書，並居住在當地一位女醫生的家裡。而這間屋，就把她的物件放了在閣樓，並一直保存至今，不過因為這家族中有人發現了它們擁有拍賣價值，其中一半已被變賣了。另一半呢？家族後人帶過了來給我們看，據說，他們家族都對這個中國女人（康同璧）很有印象。」徵得同意後他們會他們借出了幾件康同璧相關物件（包括相片、墨寶），並將在香港藝術節期間展出。

「這樣一來，康同璧很多物品都重新出現了。要知道，他們是當年第一代知識份子。」陳說，早前《經濟學人》寫到香港佔中，談中國學生運動的始源，就寫是公車上書，「到底公車上書算不算是學運 ? 我自己就覺得公車上書比較似零八憲章，估勿論如何，他們都算是精英之中的精英，梁啟超講過，這是中國第一個政治運動。」他說，也有人說杯葛美國貨運動才是中國第一個政治運動，當年這運動壓力之大， 令美國羅斯福總統也要見康有為。「結果他見康有為時，頒佈了行政法令，要善待華人。」

歌劇談人的命運
陳耀成電影作品多，但寫歌劇，這回還只是首次，難免緊張，「寫大同歌劇只有兩年，當我開始構思時，會發現文本要押韻，詩劇在文字上要有音樂性，根本不可能寫得快！要兩年內寫完壓力好大。從來沒有人會因為歌台劇本寫得好， 即使音樂寫得差而去重看的，換轉是音樂好但劇本差而去重看者，倒有不少。」他說不論中外，歌劇的傳世之作，都是劇本既扎實、音樂又好，」

連連拍康有為父女，陳耀成說，《大同》電影談歷史、政治、烏托邦，比較辛亥革命的意義，「後來我再拍了《康有為二三事》，是要探討究竟二十世紀中國還有沒有烏托邦？」至於新版的歌劇，則是文化理想的追尋，「但歌劇是抒情的。透過康有為父女，它談人跟命運的關係，人對歷史的承受。」關於歌劇，他跟蘇國雲都各有想法，蘇認為歌劇能把作品提昇，他則希望，用一個知識份子的角度去看這段歷史，與電影有頗大分別。

看陳耀成的作品，由97回歸拍《北征》、《吳頌賢的故事》（他說那一段歷史剛好是60-70年代公民覺醒），到近年拍康有為，中間有一路脈胳，其中觸及香港人 / 中國人的民主、社運和大都會視野。他說：「拍康有為，作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起點，我拍的只是九牛一毛，只抓到一點點， 但從中我希望能看到一些Cosmopolitan的看法。」頓了一頓，他說：「康有為在給美國國務卿查爾斯．休斯的信中說過：這些年來，我艱苦工作，嘗試解決我國面對的一些複雜問題，而我亦竭盡所能去推進『國際主義』, 然而我的種種努力卻只獲得很小的成果。」康有為、陳耀成這兩個相差近百年的人物，距離其實沒有那麼遠。

文、圖（訪問）：何兆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