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李照興：逃離北上港

那個因同代人都紛紛步入中老年，從而將會迎來一個同代人及其偶像逝世的高峰期的理論，2016年完全超額示範。對的， 我們將進入一個全球偶像逐漸離世的循環——因為在此之前， 即起碼是上世紀60年代之前，是沒有那麼多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偶像的吧，只是到了70年代打後，電視機、衞星轉播流行， 再到80年代MTV式偶像普及，才突然多了不少全球偶像（好大程度上，Michael Jackson、George Michael甚至其時再次走紅的David Bowie都是因MTV世代而來），而當這一代人日漸老去，或出狀況，就令人感覺是好像很多同代偶像在較短時段中接力死去。

看看我們的話題，都不是時下年輕人所談論的。我們似乎不再討論房價，因接近五十上下的人在住屋方面都可能已然穩定。也不再論事業發展，我們或多或少不會和不想再換新工再轉行。反而更多的新討論，是撤離。什麼時候撤，撤到哪裏？

想起來，也真是一種沒什麼根的態度啊。反而更像一種游牧心態，一個地方吃完了，趕往別處，而沒有一種恆定家鄉的觀念。這是否很不本土？當人們都講我城，是否可容許那一種在人群和傳統中，從來都存在着的異類？
撤離，主要不是因為已厭倦了一個地方，而是血脈裏有一種不走不快的因子。

這是現在整個逃離心態的對反。在中國，這說法是「逃離北上廣」即過往北京上海廣州三大已發展一線城市，機會更多，條件更好，曾吸引全國人材到來，可經歷那麼多飛躍，生活成本和生活質素變差，從而亦引發一種逃離的情緒。此前一篇講北京小夫妻賣掉北京房子搬到大理重新生活的帖子，就引發數以百萬計的閱讀量，帳號憑此也突然一天增粉超十萬！證明共鳴或情緒就在這裏。顯然，不是很多人能負擔得起這行動，可想想也是一種出路和心理平衡，感覺世上還是有很多可能性。

最近我就正在幫北京的朋友在上海找房子（那被戲稱為「脫北」者），同樣是大城市，可城市和人民文明程度上，上海比北京好太多了。在逃離北上廣的Case中，北京恐怕已成為名單之首，至於廣州則停滯不前（日後可能演變成逃離香港，即「逃離北上港」），上海正變成接收尋求機會者的唯一中國大城。

有個間中因事要出沒差館的朋友說，鬧小事拉進派出所的話， 兩地警察的對待分別太大了，在北京你是沒話好說的，而上海的卻禮貌周周（所以街上警察或類似警察人物無緣無故打死人在北京發生可能性大太多）。

朋友北京的房子租給新來發展的更年青的人，像開始另一章有關另一角色的北京故事。那是理所當然，像圍城一樣，永遠有人嚷着離開，而又有新一代的人要擠進來。經歷過北京這種大城市的最活潑開放時代的，可能在中國就看夠了，如果不想移到國外的話，亦寧願選擇南方和山鄉。有人憑北京上海的高房價，普通一個單位都能賣近千萬，換掉的話，拿兩百萬在小城買套房，再拿其餘的錢慢慢用，也是方法。

於是，在中國，逃離大城市的說法，其實以兩種形式進行，一種是逃到鄉郊或次發展城鎮，另一種是逃到外國（雖然逃到海外這說法有點像官員跑路）。

《華爾街日報》做的有關中國人移民海外的題目，提出的問題擊中焦點：歷史上，大國崛起通常伴隨的是更多的人口移居該國吸納人才，很少有像中國這樣的反而出現大量的人才及財產外流。比如財產外流這現象就有目共睹了，通過留學、房產、創業、投資，中國人輸出海外的金錢，天文數字，用現金買房的案例隨處見到。單就移民人口而言，數字顯示，改革開放到2020年止，可能就是四十年內，移居外地的中國人，有二億人那麼多！美國每年給投資移民一萬個配額，以前都用不滿的， 近兩年，大部分都給到中國移民，而且早早額滿。

這是中國式逃離選擇，但回到香港，選擇似乎變得狹小。在中國，可由一城逃到另一城，可香港沒有另一城給選了。你不能說逃到離島就算逃了吧。而當香港人又不考慮逃到內地的話， 就只能選海外了。

而中國式移民又和香港式移民不一樣，不少中國移到外國的移民，往往在生活及工作關係上，仍和中國保留極緊密關聯，更有者是繼續在中國賺錢，生活在國外。而可供香港移民的香港機會似乎沒這樣多（國外公司要賺China Money於是需要這類中國移民的幫助，他們卻較少用這種和香港移民合作的方式來賺 Hong Kong Money）。

於是，香港的移民抉擇，成為一種更近乎存在主義式的決定， 不同於中國式移民為的主要為安全感。那意味着：我們的移民理據，可能是一種新的自我創造自我實踐為主，這當然也包括一種文首談到的對於生命與時間有限的憂慮。
留城抗爭，離城撤出，兩者都是一種存在式的決定。沒有時代比這個香港時代世態更需要作出這種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