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西藏導演萬瑪才旦 關注民族衝擊與掙扎

萬瑪才旦是少有能登上國際殿堂的藏族導演，同時也是藏文學作家與漢藏翻譯家。他多年來作品都聚焦藏區，傳統與現代、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衝擊都是其電影關注的主題。最近他應香港亞洲電影節邀請來港，帶來新作《塔洛》，講述在各種衝擊中藏人的掙扎。雖然萬瑪才旦多次強調自己想聚焦的只是人性，但當中的心情，也與他近年在藏區感受到的變化有關。

主角塔洛進退失據的身份衝擊，也是他自己曾經歷過的事。然而他比塔洛走得更遠，接觸更多元的文化。「那種身份的認知和焦慮可能要更強」。回看藏區這些年來的改變，尤其是旅遊業發展後帶來的衝擊，他坦言：「我自己也常覺得很迷惘無奈。因為個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只能透過影像把它們記錄下來，也許帶給人一些思考。」

場地：Hotel Stage

撰文：張綺霞

《塔洛》是根據萬瑪才旦的小說改編而成，電影氣氛荒涼孤寂，講述一個名為塔洛的純樸牧民在城市和現代文化中失落了身份。故事主人翁原本叫「小辮子」，長年一個人居住在山上放羊，後來為了辦身份證，才到山下的村莊去，身份證需要名字，他就為自己亂起了一個名塔洛，這名字卻是悲劇的開始。

塔洛在藏語中與「解脫經」同音，意思是逃離者，富有深意。「他想逃離，但最後都無路可逃。」無論山上山下，他都是孤獨的人，只是山上的孤獨有形，山下的孤獨卻無形，他以為離開了山上就不再孤獨，在山下卻到處被排斥，更無法擺脫孤獨。在山上的畫面中，塔洛常處於中心，在山下則常縮到一邊去，也有其涵意。「塔洛在山上是自在的，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但下山後就變成邊緣。」

塔洛長年孤身居於山上，只懂得跟羊、 狗相處，不懂跟人交往，只靠收音機和外界聯繫，後來下山遇上了年輕藏族女孩，才驚覺世界之廣大和自己的寂寞，最後叛逃於草原。故事改編成電影後，氣氛更為具體，電影裏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草原和高山中，塔洛一人面對廣闊天地的畫面。電影在草原枯頹的春天取景，常在狂風將草吹成浪時拍攝，人在其中更顯孤獨，全片作黑白拍攝也加深其荒涼氣氛。「我也放過羊，能體會那樣的狀態。」

拍出一代人困惑

塔洛想擺脫舊身份，建立新身份，最終卻進退失據，剃去了自己的小辮子，卻無法成為城市人，帶出藏人在城市和現代系統中尋找身份的迷惘與失落，以及外來文化對藏文化的衝擊。但導演表示不想太強調電影的文化區隔，只想聚焦於角色的人性掙扎中。「許多人看過後，都說那是藏區或者是藏人的故事，都曾經歷過那樣的身份迷失過程。但我希望《塔洛》能超越區域的概念，有它的普遍性，或許能代表一代人的困惑。藏文化的東西是避不開的，但也不會刻意強化。因此我也用上了黑白處理，把顏色過濾掉，把人突顯出來。」

身份與文化的掙扎，對他來說是無法迴避的事。大學主修藏語文學，畢業後進修漢藏翻譯碩士，後獲資助到北京電影學院入讀影視編導系。受現代文化熏陶的他，最初拍電影卻是想拍出藏人視角，以區別於不少電影中的外來獵奇目光，希望讓外界看到真正的藏人生活。頭兩部作品《靜靜的嘛呢石》與《尋找智美更登》，正與藏族傳統宗教和傳說有關。

他笑言，喜歡以藏區為拍攝主題，只是因為電影比小說創作的自由度小。「電影涉及到審查，很多東西都很難去表現，只能選擇一些現實題材，在一個很小的窗口上慢慢建構這個故事。」

堅持用藏語拍片

不同文化在萬瑪才旦身上有綜合的影響，藏語和漢語中不同的思維和表達方式， 也影響了他的創作。他曾分別用漢藏兩種語言寫作，認為兩種語言各有獨特的質感。「藏語對理性的闡釋和描述較發達，因為我們的佛經有兩千多部。」無論審查有多難，他都堅持用藏語拍電影，形容那不只與文化，也與敍述有關。「當所有的行動思維方式都是建立在上面，用另一種語言是很奇怪的。」

在《塔洛》中，語言與文化也是主題之一。年輕藏族女孩漢藏兩語夾雜的說話方式，在卡拉OK中大聲唱漢語情歌的畫面， 藏族歌手融合流行曲風的演唱，與塔洛愛唱的原始藏族情歌形成強烈對照。塔洛設定為40多歲受文革影響的一輩，電影安排小學程度的塔洛在「為人民服務」的標語前跟官員背誦毛語錄，作為娛樂他們的「表演」，正表現兩種文化多年來的交融與衝擊。

說到這個場面，導演微笑解釋：「他背的語調是誦經的方式，就如寺廟中僧人念經一樣。文革期間很多藏人與僧人都要背這個語錄，用不是理解漢字的方法把它硬背下來，因此斷句也不對，很不自然。」

近年藏區面貌因經濟發展而大大改變。導演表示，不少人也對此有所憂慮，開始有不少民間自發的文化保存運動。如隨着新的流行概念出現，人們多直接用漢語表達，一句話夾雜三四個漢詞，對藏語帶來破壞。民間學者組織藏語翻譯行動，為新概念創造藏字。萬瑪才旦也在拍「最後的」紀錄片系列，記錄即將消失的傳統文化。雖然很努力，但他對保存傳統文化感悲觀，「是很難的，比如牧民從前搭帳篷逐水草而居，現在很難看見，從前的帳篷都是用羊毛牛毛自己做，現在都沒有了，帳篷都是現成的，人們定居在某個地方，一些年輕人連帳篷都不會搭。」

這些年來，他已不常住在藏區，但家人仍在那邊，故他與家鄉的連繫不曾中斷。現在他看故鄉也帶着一定的距離，「這種距離也能幫助看清現實」。多次出戰國際影展，令他不斷反思自己的位置，「如果只是針對民族中的觀眾，或許就不需要做這麼多的努力。在國際視野中找到一個更好的表達方法，讓大家更容易接受，讓自己民族以外的觀眾也能感受到那個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