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嘉德2019秋拍於11月18日(週二)在北京嘉德藝術中心,舉行「大觀——中國書畫珍品之夜.近現代」專場,隆重呈獻潘天壽(1897—1971)縱橫捭闔非凡钜構《初晴》,此首度於拍場曝光之潘氏傑作成於1958年,設色紙本,尺幅丈二,寫天臺山石樑飛瀑周遭景致,乃其為當時杭州規模最大的建築「杭州華僑飯店」所作。自1958年開始,潘天壽頻繁地將天臺山納入其創作中。《初晴》(1958)、《記寫百丈岩古松》(1959)、《初晴》(1960)、《長春》(1961)、《雨霽》(1962)等一系列風骨遒勁、清朗明豁的宏章巨構,學者們稱其為「變體畫」序列。
文:Patrick Chiu 圖:中國嘉德拍賣
本件潘天壽《初晴》被安排在當晚中間段的 Lot 902 號拍賣,早在拍賣前場內已經擠滿了重量級收藏家,潘天壽《初晴》現場以1.2億元起拍,最終是以人民幣1.79億元落槌,加佣金以人民幣2.0585億元成交,這也是潘天壽作品在拍賣市場中的第三高價,均由中國嘉德拍賣拍出。
潘天壽作品中有雄強的氣魄,也有澹泊的靜氣。一動一靜,一剛一柔,這是中國文化的兩條脈絡,也是中國士人血脈中交織並行的兩種文化基因。潘天壽打通了中國文化的任督二脈,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自由往還。在「變體畫」這個創作序列中,潘天壽成功探討並實踐了文人畫的傳統意義與新時代文化語境求同存異的破題之法,而《初晴》更由於其大開大合的非凡氣度,成為潘天壽藝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作為20世紀中國美術史最重要人物之一,潘天壽無論在國畫技法的探索和美術教育領域上的貢獻都功績卓著。潘天壽字大頤,自署阿壽 、壽者。現代畫家、教育家。浙江寧海人。 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受教於經亨頤、李叔同等人。1923年潘天壽任教於上海美專,與諸聞韻一起開創中國第一個中國畫系,開始了他的美術教育生涯。1928年應杭州國立藝術院(中國美術學院前身)之邀,任中國畫專任教授,後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美術學院院長等職。
在現代脉络成就國畫創造轉化
作為畫學家,潘天壽初學吳昌碩,後取法石濤、八大,精於寫意花鳥和山水,偶作人物。尤善畫鷹、八哥、蔬果及松、梅等。落筆大膽,點染細心。墨彩縱橫交錯,構圖清新蒼秀,氣勢磅礴,趣韻無窮。畫面靈動,引人入勝。潘天壽的藝術創作生涯,中國傳統美術正值現代西方美術思潮衝擊,他認為中外美術的混交,可以促進美術的燦爛發展。 有感國運之變化、潘天壽以國族之畫傳承光大民族心志,力倡中西藝術「拉開距離」、「兩峰挺立」,並在現代脉络中完成中國藝術的創造性轉化,奠定了現代中國藝術自我更新的意識基礎。
作為教育家,潘天壽是中國畫和書法現代教育的奠基者,在西風東漸中力挽狂瀾,以宏博的視野、堅定的毅力,直面現代之挑戰,接續優秀傳統之正脈,宣導「至大、至剛、至中、至正之氣」,力創沉雄奇崛、浩大剛正的畫風;潘天壽認為中國的繪畫有它獨特的傳統和風格,學習中國的藝術應以中國的方法為基礎,他自己的創作卻畢生堅持從傳統自身求出新,而學習方法大體除從事中畫科技基礎的鍛煉,注意詩文書法金石之輔助,以及駢考畫史、畫理,及古書畫之鑒賞之外,最後的重點便在品德與胸襟的修養。
潘天壽的作品常以新、奇的面貌示人,從寫生中得來的元素,讓他較少展示全景的崇山峻嶺,閑花野草、松樹荷花、青蛙家貓、零石緩坡是其題材的主力,這些內容都給人以一種自然的親和力。這又與傳統有所不同。潘天壽從不拿毛筆對景寫生,我們看他的寫生稿以鉛筆、鋼筆為主,用極其概括的筆墨在畫面上表現出來。他認為西畫多對景寫生,而非作者主動經營佈局。而寫生中對自然物像的自由組合,才是中國畫寫生的最佳辦法。
以巨幅花鳥畫作為藝術突破口
潘天壽在《聽天閣畫談隨筆》中談到:「荒村古渡,斷澗寒流,怪岩醜樹,一巒半嶺,高低上下,欹斜正側,無處不是詩材,亦無處不是畫材。窮鄉絕壑,籬落水邊,幽花雜卉,亂石叢篁,隨風搖曳,無處不是詩意,亦無處不是畫意。有待慧眼慧心人隨意拾取之耳。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惟詩人而兼畫家,能得個中至致。」 這正是《初晴》的畫意,也正是潘天壽寫生的著眼,截取的慧眼。由詩心而文心,由文心而思與神合,迥出天機。
在各種壓力紛至遝來,在中國畫革新迫在眉睫的關頭,如何使傳統國畫的藝術性在新時代裡持續葆有生命力,是潘天壽在彼時面臨的主要問題,解決問題的契機在1950年代末出現。第一是1957至1958年,潘天壽先被任命為中央美院華東分院副院長,而後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6月再被聘為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最後在華東分院改為浙江美院後,又被任命為首任院長。第二是在全國範圍內大型土木工程的蓬勃興建,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萬千廣廈需要山水畫和花鳥畫以為裝飾。前者極大的改善了潘天壽的創作條件,後者則明確了潘天壽以巨幅花鳥畫作為突破口解決一系列藝術難題的方向。
這批作品除需滿足巨大尺幅的定件要求以及必備的足夠成熟強悍的筆墨表現外,最重要的是要有符合時代特質的主題。儘管潘天壽在某些創作中也進行了類似的嘗試,但總體來看,他並不願意完全放開傳統藝術取材的標準,並不願意消解傳統藝術的文化精神,並不願意放棄中國人千百年來形成的藝術體悟,更不願意放棄人與自然萬物長久以來建立起的質樸情愫。
畢生致力國家民族文化復興
所以,松、荷等傳統繪畫常取之材便大量出現在潘天壽盛期的藝術創作當中。除了人格化的藝術觀外,這些題材在畫面中所傳達出的意涵,已經被切換成民族風格的表徵,進而具備了新的時代意義。所以,在以《初晴》為始的序列創作中,斜勢古松的安排首先是潘天壽破題的奇崛之筆,更重要的是他努力延續傳統中國畫精神內核的生命力,並賦予其時代民族風骨的完美實踐。
晚清以來,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國家和民族的危亡、革新和圖存的渴求,催生著現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群體的誕生。他們以救亡圖強為宏觀策略目標,堅守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為國家和民族的振興、文化的復興發展做出了卓絕的努力。潘天壽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不幸的是,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爆發,潘被關進牛棚監禁達三年之久。1969年初,被押往家鄉寧海縣等地遊鬥,回杭州途中在一張香烟殼紙背面寫下最後首詩:「莫此籠縶狹,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廠勞動。由於心力衰竭引起昏迷,送醫院搶救,此後即臥床不起。 1970年8月,因得不到及時、認真的治療,出現嚴重血尿。1971年9月5日,天明前潘天壽含屈而終,再等不到「初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