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吔！安啦》：三十年前票房慘淡 今日經典

八、九十年代香港台灣都曾拍下不少黑幫片，或以不良少年為主角的犯罪類型片。1992年上映的《少年吔！安啦》由侯孝賢監製，徐小明執導，當年侯剛憑《悲情城市》得柏林影展金獅獎，野心不小，可惜票房慘淡。事隔多年，影片評價隨年月得到漸漸改寫，被奉為一代經典，剛以4K修復的版本，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來港出席的導演徐小明說，這影片改變了他一生。

TEXT BY 何兆彬

侯孝賢副導演
「三十年前，我就像很多可能從學校畢業差不多十年的人一樣，三十出頭。八十年代末期，電影（市道）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四字他重複了兩次，「大導演也都沒什麼片子可以拍了，像我們這種一直在找機會的年輕人，就更沒有機會了。所以其實在拍《少年安》之前，我已離開電影離開兩、三年了。」

他說離開電影業，可不是去了拍廣告，而是真回到南部，幫朋友看顧生意，完全跟電影脫離了關係，「畢業之後我做副導演，做了差不多十年，都在台北。後來覺得電影這件事情，可能跟我不會有關係了。如果是這樣，我就不要待在台北，不用再碰到以前的這些朋友 ，免得都很尷尬。」他笑：「那個時候心裡可能還是有一點不捨吧，或者說不甘心。但我也結婚了有小孩了，我要過日子。」後來重返了電影圈，做到現在，他形容是一個奇妙的過程。

徐小明跟侯孝賢相熟，侯比他大幾歲，當年侯導在高雄鳳山拍《童年往事》，徐是他的副導演，替他置設主角家裡的場景，「當時大家條件都很差，錢也很少，我帶着一些剛學校畢業的年輕人，去把場景恢復起來。」侯導在南部成長，但拍戲後多留在台北，常常會回來，1989年他憑《悲情城市》得柏林金獅獎後，與拍檔（投資者）張華坤籌備拍一齣以不良少年為題材的電影，劇本初稿寫好了，就約了徐小明讓他看，叫他給予意見，「因為我在高雄生活，每次碰面，都會講一些我在高雄工作生活的見聞，他覺得都很有意思。看完劇本後，我提了一些建議，幾個月之後吧他們又再來找我，就問我說有沒有可能乾脆由我來拍！我當然也問說為什麼，那原來的編劇導演怎麼辦呢？人家也準備了那麼久。」二人說，因為那導演沒有這種生活體驗，不理解這生活群體，可以做其他項目。勸說了一陣，徐小明說那就試試看吧，開始籌備，他調整了整個故事，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觀察和想法。

人有了慾望
為什麼侯導和張華坤堅持要徐小明執導，他對原來已寫好劇本，找了導演的這齣電影，貢獻了多少？「因為他們生活在台北，我已經到南部去生活了。然後我接觸的這些年輕人，看到這些年輕人。我提的主要還是是關於那個時代裡的人。」他承認，是因為他有接觸到當年的不良少年，很了解他們的心態，「我自己青春期是一個很……我不是個壞人，但我青春期的時候，十幾歲的時候我也喜歡打架的，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我也沒有跟別人說歃血為盟，但我的朋友很多，因為我也在有些事情上，會打抱不平吧。所以我一些以前的朋友，他們也不是所謂的黑道，他們生意很好，但在那個很激烈的競爭裡面，那肯定是經常大家會有一些爭執，會有衝突，我覺得那個是在那個年代挺正常的。有時候你是需要用一些比較強硬的方式，來表達你的態度跟立場，維護你自己的利益。」

徐小明成長在六十年代，當時青少年打打架很平常，他憶述打到拿小武士刀，拿小扁鑽出來也是有的，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台灣的黑幫開始拿槍，而很多幫會成員都是青少年，好勇鬥狠，「台灣八十年代經濟發展得很快，大家為了利益，有些時候是會做一些比較奇怪的事情。人有了慾望，就會變成這樣。因為我看到很多，就會分享見聞，我介紹了很多朋友給侯導和張華坤認識，他們就說，這故事由你來拍最好了。」據主角顏正國說，當時導演也會帶他們去見見一些人，後來他才知道那就是角色原型。

紀錄片風格
《少年吔！安啦》雖然寫這些少年又刀又槍，互相爭鬥，情節上很激烈，但在電影風格上，徐小明用的鏡頭既少又長，永遠與主角保持一點距離，深受當年台灣新電影風格影響。在執導上，他甚至沒有給演員很確切的劇本，又不排戲，兩位少年主角都是新人，竟然拍出強烈的真實感，演技十分自然，「我剛進電影這個行業的時候，台灣也應該是片廠制的尾聲了。那個時候台灣的成功導演，工作的模式還是比較傳統的，大家都以服務戲劇為主的那一套美學。其實我剛開始學我也是相信這一套的 ，學的也是這個，我開始做副導演的時候也是一樣。導演都有很完整的劇本，每一場戲都有很清楚的戲劇任務，對白寫得很精妙。我們讀書的時候看意大利新寫實主義的電影，對我們來講就是說都是一種刺激，但它有一個文化距離，整個美學體系跟我們之前學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樣。到了侯導，我比他小了八歲，看的也是一知半解的。」

侯孝賢拍《童年往事》時，徐小明在現場也看不明白，他憶述自己會在現場悄悄的問侯導：「這場戲，作為觀眾都已經非常激動了，你為什麼就這麼冷靜？攝影機還是在門外面。」侯導說，你不會了解我的心理狀態，因為他在拍的，其實是自己的故事。他說：「我得保持住這樣子的一個距離，跟這個故事的一個關係。」

結果到了電影剪接好了，徐小明一看，才恍然大悟，「我們在那個年代，可能看的東西真的很少。到我自己能做的時候，我也是在考慮說那我要怎麼做。」他承認因為侯孝賢剛得金獅獎，這部由他監製的作品資源比較充裕，例如演員都是好的，但他們有些來自劇團，有些自學，有些風格比較鄉土，還有些是素人，怎麼把他們放在一起？「我就說那有沒有可能，我們也是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拍這個故事 ，像是這個拍紀錄片一樣，讓事情發生，我們來捕捉它發生的那個過程。」他說對電影的這些看法，是當年看到侯孝賢《風櫃來的人》才把解放出來的，「以前我們都是希望很多事情是很清楚的，他恰恰就是當事情發生了，他不讓你看到，因為那個時候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把你對這個事情的關注好奇心調動了起來。」他說，年輕時拍片會擔心這個擔心那個，怕觀眾不喜歡，讓電影滲入了很多非電影的這個雜質，電影就不純粹了，電影也就不好看了。

遲來的口碑
在如今手機也能拍電影的時代，也許很難了解當年拍戲之苦，《少年吔》的戲大部分都發生在傍晚至夜深，這在菲林年代難度已不低，「這個故事，就發生在天快黑之前跟天要亮之前。」他記得全片用了ASA 250底片拍攝，挑戰很大。他們在午飯後就開始準備，了解每小時的光線變化，實拍時，越夜就越換成火數更小的燈，用更大的光圈去拍攝，每天只能拍兩三條。演員方面都不排戲，導演會先跟演員說好了這場戲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到實拍時，對白不必跟得十足，反而可讓演員有更自然的演出。

戲剪好了，他們把它放給年輕人看，大家都喜歡，還以為票房會不錯，結果一上映慘淡收場，「張華坤先生預測他說應該有個兩三千萬吧，結果賣了幾百萬。後來回想，那個時候到了要上片了，才意識到電影不是說拍完就算，發行是一個 太專門的事情了。」

電影另一重挫的，是它花了不少錢做杜比系統收音，但上映才發現戲院沒有杜比設備，侯導在拍 《悲情城市》的時候，對於聲音他是不滿意的，他覺得在藝術表達上，它顯得像是第三世界的作品。所以當杜篤之說可以做杜比，侯導就說那好，錢給你，把所有設備都買回來。但其實當年西片票房比華語片好太多，像台灣本土電影上映的戲院，其實是沒有裝杜比的，有裝杜比的又不會上國片。在沒有杜比系統的戲院放杜比，效果比之前Mono的更差，他說壓力最大其實是杜篤之，「戲院放了兩天就不放了，他們說你們是被人家騙了，說用一套新的技術，但你們錄的這個東西，聲音很扁。」電影因為意識大膽，上映前又被評為限制級，滿18歲才能看，本來心想針對的青少年觀眾，也一個都看不到。他記得，影評也很少稱讚。

這一切一切，聽起來都像是災難，結果《少年吔》後來怎麼變成了經典？「06年，北京大學人文學院一個教授找到我，說問我可不可能去他們學校做講座。我說你學生也不認識我，我的電影沒有在大陸放過，我去做什麼講座呢？」原來，大陸很多人都看了盜版影碟，對他們而言這電影非常深刻。結果他到了北大，跟幾百個學生一同看自己作品的劣質翻版影碟，再一起討論。「有學生認為這是一個真實的事情 ，就問我這是到底是一個故事片，還是紀錄片？」電影在台灣，也隨着年月，漸漸被很年輕人喜愛，六年前台灣電影中心開始想修復它。疫情期間，片主張華坤去世了，影片也終於修好了。

其實電影上映後還發生了不幸事，男主角譚至剛在電影上映不久撞車去世，另一男主角顏正國因為犯事，入獄多年，「一個出車禍走了，然後一個就以為自己還在故事裡。當時本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要給他（入圍）！結果就決定就把這個撤了。」他原本還想找這兩個男主角再拍以台北為背景的戲，結果計劃全取消了。

《少年吔》本來想要拍華人在現代的洗禮下，一代人怎麼看待他自身，怎麼認識自己，認識與社會的關係，他們本想連拍幾部，拍出一些意義。到如今，電影的意義才漸漸被領略到。對徐小明來說，這齣戲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本來他已離開電影，又回來了，此後再拍了幾部電影，後來到了中國發展，這二十年來替很多年輕導演做監製，籌集資金，也一直在杭州教學。

一眨眼三十年已經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