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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石門》得主 「不拍電影太無聊了」

2024-02-23

Image description 黃驥及大冢龍治

第六十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得主落在《石門》手上,這齣預算極低,沒有什麼宣傳,以日本片資格參加金馬的電影,由黃驥及大冢龍治這對中日夫妻合導。

電影由黃驥夫婦這個2-3人的微型團隊創作。疫情期間,二人回到湖南老家,一邊生活,一邊拍片,十個月把電影完成。戲中除大部分是素人演員,黃驥甚至連自己的老爸老媽都叫上陣了,演女主角的父母。拍這樣的獨立電影,又不賺錢,戲在國內被禁了,不能上映。為什麼要拍電影?為什麼人要創作?

TEXT BY 何兆彬(劇照由高先電影公司提供、導演照片由被訪者提供)

女兒問:為何要誕下自己?

《石門》這電影名字,傳聞有兩個意義,一是說電影發生在湖南縣石門市,黃驥說不對,「拍攝地點在長沙。其實因為我們以前的電影都是用名詞(做名字),所以這一部的話,也比較自然想到這個名字。」黃驥證實另一個說法,《石門》關於一個女孩懷孕了,考慮要不要把孩子生下來的故事,所以選擇了一個跟女性的身體 / 生育有關的片名,因為人體有一個與懷孕有關的穴道,叫石門穴,位於臍下二寸,「然後,它也預示和暗示着女性跟這個世界的關係,她是要推開很多很厚重的石門,孩子才可以來到這個世界。」

Image description 《石門》講述一個女孩子意外懷孕,思考要不要生的抉擇。

《石門》故事講述女主角林森是空中服務員學校學生,時年20歲,有天發現自己意外懷孕了,男朋友拼命工作,對保留胎兒很有保留。她別無選擇,正考慮把它打掉之際,認識了一家中介公司,專門替不能生育的夫妻找代孕父母,本來林森懷孕了不符資格,但有一個家庭正好有需要,想要了她腹中孩子。林森一方面不想墮掉胎兒,另一方面因為從事診所的父母因為醫療事故,欠人債項,她只要順利誕下胎兒,交給那「客戶」,就可一舉兩得。

故事人物不多,場景多發生在小鎮裡,製作規模不大,但黃驥和大冢的創作/製作方式,卻是微型得驚人。

「我們從2019年開始拍攝,拍到2020年2月份。」剛好2020年1月疫情爆發,2月案例不斷飆升,「其實2017年以後,我們一直在調查這個題材。」對此題材產生興趣,是由於他們的女兒,有天突然問父母為何會誕下自己,「當時也不知道怎麽回答,好像也不能隨意回答,後來,我們決定就以一個女性生孩子的故事去創作,拍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懷孕了,考慮要不要把它生下來,十月懷胎這個過程的故事。拍這樣的一部電影,可以去跟女兒進行對話。」所以是獻給女兒的一個禮物?「不是禮物,但至少能夠跟她去討論,女性在她在決定要不要生一個孩子的時候,不是那麽簡單的一件事情。我也想 重新思考!思考懷孕是什麽?有了主題,我們開始做調 研和採訪,同時也開始去找演員,然後我們決定用前面 兩部作品的女主角(姚紅貴)。」

Image description 演林森母親的,其實是導演黃驥的母親。

一邊打掃,一邊創作

2012年,黃驥開拍第一部長片《雞蛋和石頭》遇上姚紅貴,找她演女主角,那一年她才12歲,五年之後,又找她演第二齣長片《笨鳥》,那年她17,拍《石門》時她20歲。因為拍過兩齣長片,姚紅貴對演出發生興趣,開拍時正在攻讀相關科目。《雞蛋》關於一個女孩被性侵,不知該怎麼辦,《笨鳥》關於高中女生,與男朋友第一次性體驗並不愉快,兩片都與性有關,都來自黃驥的自身經歷。《石門》也與性有關係,它講述的是懷孕。

「我們做了很多的女大學生群體的調研和採訪,所以這個電影,是先從我們的家庭內部開始,但是慢慢離開了我的年齡,離開我的經歷和經驗,落到這個當下的這個女大學生身上,看他們對生育、對進入社會之前、對經濟、對未來的一些看法。」

二人的創作方式,十分特殊,拍攝時只有分場大綱、故事 框架,有人物關係,但沒有很詳細的劇本,「它不會牽涉到太多人物細節,我們一邊做調研,一邊同時找演員,調研和採訪持續的會貫穿我們的人物關係,整個片子由構想到寫成劇本,再到找場景、製作過程,基本上是一直在做調研採訪。」開拍了還在做?「開拍以後也會繼續做調研和採訪。」

《石門》由夫婦二人合導,她說創作這部電影,很多時候是早上去做調研採訪,晚上二人就躺在床上開始聊天,「大冢聽我講完了以後,再把這些(材料)放在故事裡面,他寫好了,給我看,我再給他反應。有的時候,是早上一邊打掃,一邊聊了起來。」如此創作方式,相當獨特。

因為中日背景、男女觀點,想法會有很大差異嗎?「大方 向都是一樣的。但因為我是女的,女主角遇到困境的時候,我總是希望給她希望,或把她塑造得更有力量,有行動力的一個角色,只要跟我自身經歷有關的情節,我會不自覺去美化它。美好的回憶想留下來,不好的會想避開。」黃驥:「因為大冢是拍紀錄片的,他比較會看真實的一面。」這個時候,老公會把她拉回現實面,為故事找 一個平衡點。

父母做演員

製作上,全個團隊只有三人,他們既是導演/編劇,又是攝影師、燈光、美術、剪接等等,「第三個人是其實是錄音師。拍電影必須有攝影師、錄音師,加上導演,三個人。」拍攝時團隊盡量利用自然光,大冢也會在五金店買材料做燈光。

《石門》劇本沒有詳細對白,演員也排戲,排戲前先把關鍵詞告訴演員,再由他們發揮。因為除了女主角姚紅貴有演戲經驗,參與的都是素人,拍攝上會困難嗎?黃驥:「他們雖然不了解表演是什麼,但是他們了解生活是什麼。」大冢:「我們選擇每次把他們真正的背景放在這個故事裡面,所以譬如說林森(女主角)的爸爸媽媽,兩位是黃驥的爸爸媽媽,他們真的是在那個地方開了診所,在裡面工作,所以對演員來說,比較自然,我們是在自己的環境在裡面演戲。」黃驥的父母演女主角父母,二人有爭吵戲,吵到要拿菜刀來砍對方,相當激烈。但黃驥說過,她演那場戲可開心了。戲裡母親因病光頭,戴上假髮,有時會拆下來,其實都是真的。

叫爸媽來演戲,過程會吵架吧?黃驥若無其事的說:「對,但這一次吵架比較少吧。真的,我們拍了十個月,十個月一直生活在一起。爸爸媽媽平時有自己的工作,還要給我們做飯!所以有時候他們會有一些焦慮,因為又要演戲,又要擔心工作,掛念那家裡的病人找不到醫生。」

父母這麼幫忙,其實他們來自小鎮,明白電影?明白你的工作嗎?「其實在我的女兒很小的時候,我們去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我請了媽媽一起來幫忙照顧女兒,一起參加HAF電影人在酒吧的聚會,很多電影人就跟她誇獎我,然後說她的女兒是個天才的導演啊!可能是別人在拍馬屁吧。媽媽是從他者的眼光,意識到女兒做的這個事情是比較靠譜的,是被別人認可的。」黃驥:「她本來不太了解(我的工作)。《笨鳥》曾經在長沙放映的時候,母親有來看,我的高中的經歷,有一部分劇情,我想媽媽也是第一次意識到,她曾經帶給我的傷害。她也在現場看到,《笨鳥》對其他的觀眾帶來的幫助和影響,所以她是感受到,我們拍的電影對他人的意義是什麼。」

Image description 《石門》描寫的故事背景,是中國一個女生代孕的產業,

去世前的遺像

母親透過電影來了解女兒,然後這導演女兒又因為自己的女兒,想拍一部電影來探討生育。女兒看了電影了嗎?「她看了。因為拍電影的時候,都是把她帶到拍攝的現場,所以她從小的時候開始,已經算是參與拍攝過程,她爸爸在做剪接的時候,也會給她看,聽她的感受。她看《石門》的反應,是一,為什麼固定鏡頭那麼多,聊天很無聊;二,為什麼你們拍的畫面都是很黑?所以(這電 影)對她來說,跟現在她想看的電影比起來真的是沒有什麼特別價值。」她笑。

大冢會說流利普通話。2005年到北京前,他是日本電視台的導演/攝影,專拍紀錄片。那年頭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他到北京拍紀錄片,也在北京電影學院裡留學,因此認識了黃驥。黃驥相信一個導演頭三部電影最重要,因此一直堅持用很純粹的手法去創作,資金由自己出,創作也保留獨立性。「如果是別人給我們錢的話,他們也有他們的想法,可能會起衝突。」大冢當初拍紀錄片,二人也很喜歡目前做大量調研,類似紀錄片的創作方式。

問他們喜愛哪個導演,答案是王家衛,「他每次拍很長時間,他的電影跟我們的風格不一樣,但是,大家都有拍到了一些當下的變化,時間的變化都拍下來了。」

拍獨立電影不賺錢,平常二人做什麼賺錢過活?「他(大冢)每年都會做一個下一年基本生活開銷的表格,大概就知道我們要不餓死的話,最低要做幾個工作,得到幾多收入,能夠活下去。」二人說,他們慾望很低,平常替別人做剪接、攝影、劇本指導、寫劇本,在中日都有做訓練營,教年輕人拍攝等工作,餘下時間就是生活、調研和創作。

既然拍片不賺錢,那為什麼要不斷拍電影?大冢:「每個人都24小時,但刷屏幕、看視頻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所以想拍下生活有價值的東西,讓未來的人看到。」

「不拍電影還是會死掉的,就是太無聊了!」黃驥說: 「我是從農村出來的,小的時候,看到村裡的那些人們去世之前,他都要拍一個遺像,然後如果他不拍這個遺像的話,過一段時間就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了,這個人就等於在這個世界上就不存在了。影像比文字更不太一樣的地方,是我看農村的這些普通人,他們的臉都挺有魅力的,我就想把他們拍下來,留下一個永恆的一個印記。」所以電影就等於你拍遺像的儀式?「是的!」

二人打算很快就開拍第四部長片,與之前不同是今次已找了製作人,但仍保留相當獨立、微型的創作方式繼續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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