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一正：台灣電影的環境比較悲哀， 也很幸運

八十年代初，台灣新電影運動冒起。楊德昌、侯孝賢、吳念真都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這一群電影人緊密合作、互相客串，創造了一個時代。他們當中，還有柯一正導演。82年《光陰的故事》有四段故事，第一段由楊德昌執導，第三段「跳蛙」導演就是柯一正。他最後一齣長片《藍月》（1997），隔了二十年剛在香港再次上映。談到台灣的電影圈，他說：「台灣的環境比較悲哀，也很幸運。」

TEXT & PHOTOGRAPHY BY 何兆彬

從電影到反核
在網上搜尋柯一正導演的名字，第一頁結果上只有一個結果是跟電影有關的。維基的介紹：「柯一正（1949年2月10日－），臺灣反核人士，嘉義縣人」第一句就寫到他是反核人士。搜尋結果之中，有一則報道題目為「兒子被冠『台獨藝人世家』柯一正低調」。因為積極參與反核，成了時代力量成員，柯與兒子是演員柯宇綸被中國封殺，他談起倒是一笑置之，「像我跟戴立忍都一樣，如果要簽中國大陸的話，不要找我，怕會有麻煩。其實我們都是被台灣自己人害的，都是台灣親共的人把我們資料給共青團之類的。當時他有五支片，結果都換人了，我只有一支都沒有了。」

柯導在動盪的1949年出生，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現稱世新大學）電影編導科畢業、再到了美國加州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電影碩士。八十年代，他跟吳念真等電影人緊密合作，不分彼此。九十年代拍攝電影時，他同時在教授電影。1997年的《藍月》由蘇慧倫主演，蘇本來就是他的學生。成立藍月後，公司以製作電視廣告為主，看室內的講究燈光、實木裝潢，一整排的Herman Miller高級座椅，看來營運得不錯。問他現在還上班嗎？他幽默的笑說：「我回來領薪水。」

八十年代初，好一批台灣電影人冒起，他們以電影創造出一種風格，一個未來，他們互相幫忙、客串、合作、提點，不以私利行先。柯導是其中核心份子，「當時誰個導演說有個劇本，只要打一個電話，就會有12個人出來，大家喝咖啡，看完劇本會給意見，有時間的還會寫心得，是一個互相支援的團隊。心態都很單純，很希望我的朋友會有好的電影出來。當時下一批人像林正盛、陳玉勳他們才剛出來。」

對自己負責任
「台灣的環境比較悲哀，也很幸運。」談到台灣電影業，柯導這樣形容：「悲哀的是當時有些老闆，本來是小弟，因為以前三家戲院共用一套片，需要小弟來送，他不懂電影，但他懂市場。這些人當了老闆，會給我們自由，因為他不懂，就丟給我們。我們這群人也不能說不太顧市場，我們想的市場不一樣。」

「像侯孝賢拍《童年往事》（85），那是他半自傳的東西，我拍《我們的天空》（86）之時，他正在做後期，我們碰到，會問覺得自己的電影怎麼樣？他就會說：很震撼。其實出來也不一定很震撼，但是於他自己來講，是自己有進一步的成就。他是用這來，對自己來負責任。」對這群八十年代的文青電影人來說，藝術上的負責任，比追求更多觀眾重要，「不是一定要拍出觀眾很喜歡的東西，我要有進步，我們大概都是那樣子！」

但同時，他承認這群電影人不會推銷，也不拉關係，在商業世界裡，他們的路越走越窄，「變成走到後來，走到邊緣去。一開始我們去做《光陰的故事》，中影很冒險，說要打一個文案：台灣第一部藝術電影。我們說，你讓我們得罪所有老導演！結果他們也不管，還是出了，有人因此進來看。像我們去做校園巡迴，有人就很興奮，但也有觀眾覺得這不是一部電影，根本是四個人拍四段，觀眾沒有進入狀況。」影評人/金馬影展主席聞天祥說過，當年的台灣新電影被影評人罵死，柯：「有被罵，但楊德昌製造了一個風潮。他的電影很厲害，到現在還有人要看他的電影，《海灘的一天》出來影評一直叫好，票房也還可以，因為有張艾嘉。當時她在跟新藝城合作。當然那個好只是一下子，因為片商還是喜歡商業一點的，這種片尤其在南部，幾乎根本不能賣。」

這樣子，台灣電影走到今天，他認為「很幸運」，「我是覺得台灣很幸運，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想投入這個圈子，而且還有熱情，但台灣沒有這個市場，變成經費都很小。我不覺得經費小是一個問題，像伊朗的阿巴斯，經費那麼小的錢，拍出那麼雋永的電影，那是一個方向，並不一定要每個人花那麼多錢。有些導演，有了經費就變成了浪費，拍那些大而無當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