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in HK】DIRTY PRESS 不惜擁抱「污名」的獨立出版精神

2022-06-10

這個世代,無論是聽歌睇戲看小說,當你打開手機,大概就能滿足到所有需要。因為即使深奧如量子力學,或是簡單得像如何煮好一碗即食麵,各種各樣的知識,其實只要有電有Wi-fi,我們都可以隨時隨地,片段式地在網上吸收得到。手執書本囫圇吞棗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回;今時今日甚至連「喫書」這個詞都彷彿帶點復古的韻味。那麼如此世代,為何仍要作書?獨立出版社DIRTY PRESS的創辦人Albert(張小鳴)說:「因為書本是一種需要。」尤其是現在當主流出版商沒什麼作為時,獨立出版反而能填補那些剩下來的空間與板塊,比從前能更有作為。就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裡寫下的那句經典開場白:「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Albert相信,唯有讀書,我們才能真正開拓視野拉闊思維。

TEXT BY NT

以小眾的聲音喚醒主流
2008年,ALBERT在嶺南大學修讀完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後,對性別議題特別有興趣,也認識了多位性小眾朋友。但當時在主流出版社任職編輯多年的他,發現香港原來並沒有太多關注這一議題的書籍,而原因正正就是因為主流並不認同性小眾的價值觀,覺得異性戀才是正常,其他的則被歸類為「不道德」,所以社會上也沒有太多的討論,以至小眾的聲音逐漸被消失。「如果社會只有一種聲音,這其實是很不健康的,因為我們的想像就會因此而被限制,對文化發展也會失去多元性和多樣性的思考,變得單一和保守。」於是他便創辦了DIRTY PRESS,旨在通過出版為被污名化的不同社群發聲。

Image description dirty press的創辦人Albert(張小鳴)

DIRTY PRESS第一本出版的書,便是針對基督教保守力量的《論盡明光社》。Albert邀請到美國戴頓大學哲學系教授張國棟博士執筆,以其嚴緊的哲學思維,剖析明光社言論背後的種種謬誤,以正視聽。「主流出版社的選題,大多基於商業考慮,所以根本不會出版這類議題的書,於是讀者也沒法得到相關的認知,更遑論可以帶來討論。而獨立出版社就不同了,即時印量不多,但仍然激發大家思考,展開一場社會對話。」Albert希望,DIRTY PRESS能像牛津大學出版社一樣,主力做一些能為讀者帶來更深層次思考的書,「讀完之後,你可以不同意,但首先你要思考。」所以,在《論盡明光社》之後,他們後來還出版了梁寶山的《我愛ART BASEL:論盡藝術與資本》,以及駱穎佳的《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等同時兼具批判與思考的深度著作,每一本都能在知識份子圈引起廣大的迴響。「我想,尤其是在2014年之後,很多出版社都開始出版一些關於不同社會議題的書,但大多數都是屬於『反應式』的。沒錯這類書都能大賣,但因為急於回應社會議題,所以沒有經過足夠的時間沈澱,以至內容流於淺浮,不夠深刻。而我的想做的,是可以治本,而不是只能治標的書。」

Image description dirty press 一年最多出四本書,Albert說他們並沒想過要擴大業務,看到有意義的書才會出版。

傳統大型出版社轉身太慢
「立足邊緣,擁抱污名」是DIRTY PRESS的理念;以獨立的姿態參與出版,通過書籍啟發思考開啟對話,則是他們的使命。但在過去14年的發展過程中,Albert發現原來有些議題並沒法仔細討論。「有很多事並不是非黑即白的,所以不是所有議題都能以論述的方式來處理,反而通過故事或小說來講較加有效傳遞。於是幾年前我們便開了一個CLEAN PRESS系列,嘗試分開這兩個類型。」好像是黃可偉的《逝者紀事》、淘樂妃的《當死亡如影隨形》,以及盧妤的《蓉蓉》都被歸類於CLEAN PRESS之下。「但沒想到後來竟引起了誤會,以為我們是兩間不同的出版社,結果只好剎停CLEAN PRESS,統一在DRITY的旗幟下。」

DIRTY PRESS由Albert獨自經營,到現在則增至三人,「另外兩位成員都是90後。」但他們仨其實都有正職,為了興趣才兼職出版業務。所以DIRTY PRESS的產量不多,Albert給自己訂的目標是一年最多出四本,但平均只有兩至三本,也試過一年才出到一本,甚至曾經有本書搞了兩三年才出到。「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出很多本書,因為本書出來要有意義才是最重要。」回顧Albert的獨立出版之路,他坦言,雖然有好幾本書的反應都不錯,但更多是蝕本的。不過隨著多了人明白獨立出版社的理念,他們的銷量也慢慢上升,更有些作者願意投資合作,雖然盈利仍然有限,但至少讓DIRTY PRESS可以自負盈虧,不用他再自掏腰包。

「近年愈來愈多人支持獨立出版社,尤其是年輕人。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對主流大型出版社一直以來的霸權感到不滿所致。而其實這些香港傳統的出版社,他們的出版理念,放在今天根本已完全脫節。相對於大陸和台灣,他們至今都仍跟不上時代,不會利用social media,還繼續以前那套舊有的做法,但現在整個閱讀文化早就改變了,又怎會得到年輕人的關注?只能說,他們曾經擁有太長時間的優勢,以至現在轉身太慢。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而有利獨立出版社的發展,當大型出版社失去優勢,我們就可以很機動地,把握到那些剩下來的空間,將不同的板塊補充起來,讓本地出版業能擁有更多可能性。」

在最壞的時代作最好的思考
事實上,好幾家大型出版社都敵不過新冠疫情,甚至被逼結業收場,而獨立出版社的書籍銷售卻能逆市再創新高,這證明了Albert的說法。然而,隨著言論自由進一步收窄,大家對於出版業界的未來都不敢抱持樂觀的想像。Albert當然也擔心,但在白擔心的同時,他更鼓勵我們要認真思考。「2019年後,針對政權論述的書籍,的確沒法在香港出版。但我們現在更應該好想,除了出版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繼續去討論?過去我們真的沒有想過這回事,因為以前真的太容易了,大家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根本不用思考。所以我會當現在這種情況,是一種思考練習、考驗、修練。我們可以參考其他地方,有些曾經經歷過極權統治的國家,都有人做到,所以我相信我們也會做到。在愈差的環境裡,就愈能考驗到我們的智慧和勇氣。」

Albert認為香港的出版業,未來還是能夠持續做下去的,因為讀書是一種需要,所以出版一定會存在的,關鍵則是在於如何進入,找到新方法。「就好像好青年荼毒室,他們能夠把最冷門的哲學書做起來,成為全港最暢銷的書籍類別之一。你不能小看年輕後起一代的力量,他們能快速適應各種變化,掌握各樣新科技,也懂得跨媒體的閱聽話語,反而是我們老一輩難以照顧到這個時代的需要。但大家的精神還是一樣的,因為所謂的獨立出版精神,就是令到主流清醒,保持對文化的多元想像,在主旋律之下游走,繼續開拓讀者的視野和擴大討論。」言論和出版或許會受到一時限制,但終歸我們的思想是永恆的自由;能限制我們思想自由的,從來只是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