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俠》一石多鳥 奧斯卡爭議停不了

第八十七屆奧斯卡頒獎典禮的直播甫結束，片尾工作人員名單還未及彈出，爭議聲便從四方八面響起，尤其是最佳電影獎，有人屬意《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下稱《我們》），有人則覺得《飛鳥俠》是不二之選，結果《飛鳥俠》一石幾鳥，導演艾力謝路高沙里斯伊拿力圖更勇奪最佳導演獎。事後餘波，除了是「《飛鳥俠》值不值得拿這麼多獎項」、「奧斯卡只頒一獎給《我們》是二十年來最大的錯失」等文章浮面外（幾乎無人記得最佳電影共有八部電影入圍），因為辛潘一個可能無傷大雅的笑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只得兩項提名、主要演員獎項清一色由白人稱霸和奧斯卡超過九成評審是白人等問題，通通都在海內外的媒體及網絡上引起不同程度的爭論。

奧斯卡畢竟是一場一年一度的世界大騷，在鎂光燈的照耀下，奧斯卡到底有多大程度在真確地反映電影藝術的高低？抑或只是另一場公關遊戲？奧斯卡頒獎禮如何反映了美國文化？一直以來，這些都是評論家和媒體討論不休的題目，而近年來，引起比較大爭辯的，似乎是這一屆。

若問到《飛鳥俠》和《我們》那套電影較好，我會選《我們》。其實墨西哥導演伊拿力圖的《飛鳥俠》絕不算是劣作，荷里活一年生產這麼多毫無營養的垃圾，《飛鳥俠》比他們好太多，至少這部片結構完整，娛樂普通觀眾的元素應有盡有，但導演選擇去呈現他們的方式，以二字記之，就是「平庸」。劇本的明顯缺憾，是斧痕太露，刻意賣力地添血又添淚，卻沒有一個人物是深刻的。萊斯莉（娜奧美屈絲飾）、米高（愛德華諾頓飾）、珊姆（愛瑪史東飾）和雷根（米高基頓飾），通通都屬於不立體的跑龍套，偏偏奧斯卡卻把最佳原創劇本獎送了給此片。

教人大惑不解的是，明明每位演員（愛瑪史東算演得比較好）的演出節奏高低快慢差別極大，主角米高基頓時常演出過火，某些場口更看到演員等埋位的痕迹（例如萊斯莉從米高的房間離去，米高緊接入內的一幕），伊拿力圖沒有做好導演本份去平衡，沒有放心思設計場面調度，卻得到了最佳導演獎；奧斯卡常客攝影師艾曼紐爾盧比絲基（Emmanuel Lubezki ）以「疑似」一鏡直落的長鏡頭拍《飛鳥俠》，不是不行（今時今日科技發達，沒有什麼做不到），但思前想後，也不明白這手法跟故事本身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技術失誤

俄羅斯導演蘇古洛夫（Alexandrer Sokuriv）拍《俄羅斯方舟》（Russian Ark, 2002）時，早就用過一次，而《俄》片的攝影師，是曾拍過《疾走羅拉》（Run Lola Run, 1998）、《讀愛》（The Reader, 2008）等電影的Tilman Büttner，執行時比盧比絲基更優勝。加上，其實只要稍為用心，便不難看到《飛鳥俠》的中段，珊姆和米高在天台的兩場對話戲，背景出現了穿崩的情況，這場明顯在綠幕棚拍攝的戲，不知何故，背景跟前景演員的比例是完全錯配的，是勉強營造長鏡頭效果造成的技術失誤。

其實一位導演或攝影師的成就，並不取決於你嘗試去做什麼，而是最後的成品做得有多好。《飛鳥俠》嘗試寫一位演員試圖突破自己，卻令人覺得雷根只是在庸人自擾，嘗試去一鏡直落，卻給人炫耀之感。總而言之，彷彿言之有物，卻不斷只是在嘮嘮叨叨。與之比較，《我們》便順眼得多。專業與素人演員的混合演出難得自然，電影的高潮起伏不算太多，但「時間」成了《我們》問鼎最佳電影不二之選的理由。

十二年的拍攝、剪接，中間經歷了導演女兒拒絕續演、媒介轉換等大小問題，但剪成的作品依然流暢，一場接一場看下去，歲月的痕迹，在舉手投足和眉眼之間細密而含蓄地透露，柏翠茜亞雅琪（Patricia Arquette）得最佳女配角，固然是實至名歸，教人摸不着頭腦的是，儘管李察連利加（Richard Linklater）功力高幾班，卻竟拿不了最佳導演獎。到底真的是因為匠氣不足，太過輕描淡寫，還是因為《我們》帶出的訊息異於美國主流的核心價值，所以難以取悅一班以白人為主的上年紀美國評審？

從表面看來，《飛鳥俠》除了賣弄技巧，還有一個反美式英雄的幌子。雷根在整齣電影中，為了擺脫飛鳥俠的定型，用盡方法去做自己的舞台劇，卻吃力不討好，最後竟然是透過自殺而令到自己聲名大噪。從表面上看來，他以悲劇的方式去走出超級英雄的陰影，加上導演嘲笑蜘蛛俠和變型金剛等，《飛鳥俠》似乎真的在反思超級英雄電影的窠臼、嘲諷美國人對英雄的崇拜等。但最終，飛鳥俠還不是飛了上天，成為了前妻和女兒心目中的英雄嗎？

成為英雄，從來就是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男性的主流價值，保衞自己的家庭，男兒有責，所以你要為自己的國家出力，攻打韓國、越南、波斯灣和伊拉克等等，成為英雄，是美國社會How to proof yourself a man的第一大原則。英雄電影亦有洗腦作用，是政府樂見的意識形態工具。

英雄心理

美國史上第一位超級英雄美國隊長，他要打擊的頭號敵人，便是當時和美國敵對的納粹德國。即使你在現實中做不了英雄，在戲院內的兩小時，你便是美國的英雄，久而久之，無論戲內戲外，美國民眾，還是樂於成為英雄的。而雷根最終接受自己，成為飛鳥俠，其實正好擊中了大眾心理──我要在現實中成為英雄（縱然隨之而來的是死亡）。

相反，《我們》擁抱的卻是另一種價值，父親的形象並非雄赳赳的鐵漢，他亦不是孩子最好的榜樣，也不需要是。父親與子女之間執着的是溝通，而不是命令。我們看到的是男孩的自然成長，卻沒有在家庭壓力下，去成為怎樣的男人或是什麼傑出人物，代表着男性威嚴的槍枝，也只是成人禮內的一件工具。

《我們》所推舉的是另一種價值，率真、隨心、忠於自己，而這恰恰和表面開放、實際上保守的美國主流價值背道而馳，所以，當定奪大獎誰屬的奧斯卡，大部分人到中年，當年追逐自己美國夢的評審，大都會喜歡《飛鳥俠》多於《我們》，因為《飛鳥俠》看似反叛，其實主流，而《我們》看似輕巧，但對美國主流價值的質疑，卻比比皆是。

今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由誰得獎反映了美國主流價值的牢固，而候選人名單和評選機制，也反映了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上，多年來一直也沒有進步過。在奧斯卡頒獎禮前夕，各大報章針對Oscar So White的報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Hollywood Reporter的一篇文章，更揭露了奧斯卡有權投票的評審，絕大部分是白人，有些人更已離開本行數載，轉職書店老闆和修女，極為荒謬，提名機制也是不清不楚。

改進有限

其實早在1973年的奧斯卡，已經有演員就着奧斯卡委員會、荷里活電影圈的潛在白人優越傾向，表達自己的不滿，他的名字叫馬龍百蘭度。當年他憑《教父》（The Godfather）出演維托柯里昂拿下最佳男主角，但百蘭度本人竟然沒有出席領獎，改為由一位印第安族的女性領袖代領，並發表一段簡短而鏗鏘有力的演講，呼籲美國社會正視歧視問題，針對印第安人在銀幕上被扭曲的形象，為自己的族裔呼冤。

但離1973年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實際情況有改善過嗎？在鏡頭面前，好像是有的──自千禧年起，奧斯卡、艾美獎等大頒獎禮，邀請同志金咪去主持節目，比較出名的有名嘴艾倫（Ellen DeGeneres），今屆奧斯卡亦有公開出櫃的尼爾夏里斯（Neal Patrick Harris）。

在頒獎禮進行期間，奧斯卡主辦方亦給予得獎者最大的自由度，黑人饒舌歌手Common和騷靈樂手John Legend憑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摘下最佳歌曲，他們在台上公開支持黑人平權、弗格遜案的黑人受害者和較早前經歷雨傘革命的 香港人；伊拿力圖在台上暢所欲言，大講墨西哥的移民問題；柏翠茜亞雅琪發表感人宣言，強調女演員應該要跟男星同工同酬。

不過同樣大剌剌的，是那些公然公開的種族笑話。辛潘在頒發最佳電影時，一句：「誰給這狗狼養的一張綠卡！」立刻引來媒體的大肆報道，即使在事後，導演伊拿力圖力挺自己成名作《21克──生命可以有多重》（21 Grams, 2003）的男主角，但那種無意識的歧視，其實跟有意圖的文字、口舌欺凌做成的傷害，沒有太大的差別。

現實情況

話又說回來，一齣黑人電影，最後只能拿下一個歌曲豬肉獎。（有趣的是，上年拿下最佳電影的《被偷走的十二年》(Twelve Years A Slave, 2013)，同樣是講黑人平權，估計其得獎原因是因為與當代隔了二百年，而且最後是靠白人總統林肯為黑人爭取權益而過關）。再講，墨西哥三劍俠──依拿力圖、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 )、葛雷摩戴托羅(Guillermo del Toro)今日在荷里活舉起了一張旗幟，三兄弟在美國殺出一條血路，但他們拍的，並不就正是那些符合美國主流價值的電影嗎？

《悍戰太平洋》(Pacific Rim, 2013) 、《引力邊緣》(Gravity, 2014)、《巴別塔》(Babel, 2006) 等電影，其實內裏蘊含的通通都是回歸到美國主流價值，追逐美國夢等陳套。而同志、性別平權等議題，到了今時今日，依然是停滯不前，只要講到同志婚姻合法化、婚姻保障等議題，美國人的意見，依然是非常兩極化的。

縱使荷里活有發言的自由，當你被人封殺時，會有海量名人樂於聲援你，但是，電影還是電影，要她改變殘酷的現實，實際上是舉步維艱。憑《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得到最佳改編劇本獎的（Graham Moore）呼籲年輕創作者要「保持自己的怪相和與眾不同」（Stay weird、stay different），可是，要在荷里活闖出名堂、要拿一座小金人，很多時候你只能夠妥協，去跟其他人一樣，在同一個美國夢後面追趕。

撰文：嚴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