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沙士心理研究學者抗疫良方 投入個人興趣 破除疫境恐慌

疫情底下，人人自危。承受強大的心理壓力，不少人都不敢外出，而醫護人員在高危的感染前線，心理反應更是強烈。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何敏賢，曾研究沙士時在隔離病房工作的醫護人員及追蹤沙士康復者的情緒狀態，當中對其抗疫力的總結，也能為這次的疫情提供一些參考。

對於疫情，他坦言目前病毒性質未能確切掌握，也沒有妙法可以應對，「雖然害怕，但和其他醫護人員的心態也是一樣，在有限的知識內，不怕和其他人一起走。」他表示，要走過困境，最重要是繼續以往的興趣，找出自己擅長做而有能力做的事，維持信心，才不會被恐慌主宰心情。

17年前沙士發生時，何敏賢已在大學教授臨床心理學，在疫情高峰時，他受邀進入瑪嘉烈醫院傳染病房，為醫護提供心理訓練，也開始對醫護心理的研究，雖然沒進入隔離病房，也穿上全套保護衣保障安全，但也覺得恐懼。

醫院是沙士最先的大型爆發場所，受感染的醫護人數頗多。他帶領團隊研究過受感染和沒受感染的醫護，也追蹤了受沙士感染者康復後的心理狀態，發現不同人的遭遇，對疫情的恐慌程度也不一樣。

這群人可分成幾個情況，第一是完全不知自己有機會感染，這批人不會覺得恐懼。第二是知道有機會，但不知如何預防，如資訊不足。第三是知道有機會感染和預防方法，但卻做不了，例如各種環境限制等。第四是全知道，也能做到，卻維持不了，例如無法忍受長期隔離、長期穿着保護衣等，後三類人群的恐慌程度也是最高，因此心理反應也比較強烈。

如果對所有情況掌握，也有信心自己可以做足準備預防，恐慌程度也會降低。「但在新的病毒疫情出現，那不確定性是很高，因而加劇了恐懼。」而研究發現，醫護人員最大的恐懼是傳染到家人朋友，其次才是自己受感染。「當時沙士和現在都有同樣的情況，我們不太知道傳染方式。不知道自己會否已經帶病毒，不知道可做些什麼防止周遭的人受感染。而且更讓人恐懼的是，就算康復了，會否仍有潛伏期傳染其他人，也是未知。」

他表示，在不知自己受感染，或知道受感染但不知如何預防的情況下，導致他人受傳染，其實也不必太自責，畢竟這是無法控制。「我希望在這環境下，也盡量不去怪責任何人。」他表示，在逆境中，人會啟動防衞機制，不斷問問題、互相指摘等，目前的情況最重要是互相支持，解決問題。

沙士和新冠肺炎相似的是，家人受感染的機會很大，也讓醫護人員情緒壓力更大。「沙士時，醫護人員看到很多人感染，心理上會有重複創傷，一來自己是最高危染病的人，二是染病的很多都是自己重視的人，三來他們的訓練要對病人有同理心，要了解病人，因此也將對方的痛苦放在自身上，而不是選擇對對方的痛苦保持距離。」醫護的痛苦也是可想而知。

在醫院工作的醫護，他分析有幾種心理反應：「一是戰鬥心態，要跟它搏鬥，一就是相信命運，接受一切的安排，而另外一種心態，就是不斷反覆思考這恐懼，選擇避開，最後覺得絕望。」

逆境制定疫後計劃

同在醫院工作的他，也盡力讓自己不要被焦慮的思考佔據，例如找些讓自己達到忘我境界的興趣，暫時離開這焦慮狀態。而他持續多年的興趣，就是製作陶瓷，辦公室的桌面也放滿他的作品。如今疫情影響，無法出外燒製，但他也制定了不少創作計劃，打算疫情後再進行。

他表示，在逆境中人總是看不到將來，只看到眼前的危機，這時可嘗試看遠一點，定下一些疫情過後的計劃，着手去準備，幫助自己跳出困局。疫情讓人與人之間變得隔絕，但比起當年沙士，今天的互聯網發達，可促成更多溝通與連結，幫助彼此跳出隔絕，看到更遠的將來。

17年前後，整個社會的氣氛也大有分別，今天防疫意識高了很多，對疫情的準備也多了很多。「呼籲民眾不要外出，全部人戴口罩，勤力洗手，都真的能維持。這一點真的不容易。其實香港人的抗逆力是很厲害的，不要看小自己。」

他也勸喻人保持冷靜，不要過分恐慌，最重要是同時看到環境中的「正面」及「負面」事情。「當人覺得恐懼時，總是會注視一些很有威脅性的東西。例如怕狗的人，就常只看到狗，看不到其他人也在旁邊控制着牠。」但也不能一面倒叫人只看「正面」，不然危險來時也渾然不覺。

經歷過大型創傷性事件，人可以有不同反應，有些從事件發生後情緒就跌進谷底，一直維持很差的情緒狀態；有些人在創傷後仍能不受影響，維持高的生活功能；有些人在創傷事件後跌進谷底，隨後則反彈回來，恢復之前的生活功能；有些人起初好像不受影響，到後期才慢慢浮現創傷。他追蹤過沙士千多名康復者，當中超過兩成都是醫護人員，發現創傷後跌進谷底、長期在情緒很差狀態的人，比起遇上其他創傷性事件的人群，比例更高。「一般只有大約35%的人有此比例，但在沙士調查中，是超過40%，接近一半人。」

有此原因，也是因為社會對疫症的恐懼，為康復者帶來歧視，也讓他們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雖然沙士已經絕跡，但疫情過後，不少人仍擔心會否再次重臨，加上當時治療用的藥物也有一些精神症狀的副作用，例如變得焦躁、記性差，也有骨枯等，往往引發情緒病。

難越沙士喪親之痛

在沙士中喪親的家屬，很多都經歷創傷。曾有一個個案，本身是深切治療部的護士，丈夫染沙士過世後，無法接受，仍有很強烈的感覺，覺得丈夫仍然在世。「看不到他時，就覺得他只是上班去。每晚都等她先生回家。」每次駕車回醫院，快要到達時，她都被驚恐的情緒突襲，不得不把車子停下來，慢慢將情緒平復，才能繼續路程，最後也選擇申請調離深切治療部。「這情況在康復者家屬之間很普遍，親人從入院到過世，都沒有機會陪伴在側，到最後再見，只是在取走骨灰的時候，很難相信親人就這樣過世。」

這心理狀態在大災難中很普遍，何敏賢曾在汶川地震災區做義工，許多孩子被活埋後，屍身支離破碎，母親都很難接受孩子過世的消息，深信他們只是迷了路回不來。「沒證據證明死亡的事實，人不自覺啟動防衞機制，仍深信對方在世。」需要長時間輔導，才讓他們正視喪親事實。

但在這環境中，仍有不少人保持正面思維，當年一個腦神經科的醫生自動請纓加入dirty team，向何敏賢坦言自己也非常害怕。「但反正都有機會染病，不如去幫其他病人。」他表示，訪問過多個醫護人員，都普遍持有這心態，身處惡劣環境，縱然恐懼，仍有不少正面想法和信念。疫情過後，他們對生命的想法也有所改變，會放多些時間去尋找工作以外的生活，而不再為事業汲汲營營。「隨時都可能會出事，因而他們都更珍惜生命。」

他坦言，做了這麼多年研究，感到最驚慌的也是那個時候，「無論是什麼身份，面對災難時，我們不過是普通人，唯一可做的，只是盡力保護自己，萬一出事也沒辦法。總要去做。」隨後何敏賢在汶川做義工，在餘震的恐懼中，也想起這醫生所說的話。「他們的無私很令我感動。」

雖然有近一半人情緒持續在低位，但也有約三成人能在一年內走過創傷，維持原本的生活功能。他解釋，要達到這狀態，最重要是維持「自我效能」，無論環境多困難，也盡量找出自己能力範圍內可以做，自信能做的東西。

就如現在每天困在家中，也可以盡量找出自己擅長的事，互相幫忙家務。他特別點出，就算感到恐懼，也「不要將好事變成壞事」，例如一個人做某些事覺得享受，另一個人因為擔心增加患病風險，不斷責難，就會將正面的感受變成差，這也是要盡量避免。而溝通時，對方提及一些正面的感受時，也鼓勵他們多說一些，能夠幫他們渡過困難時刻。

何敏賢小檔案

職銜：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學人員及研究）、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心理學教授

學歷：香港大學臨床心理學碩士、澳洲墨爾本大學博士

家庭狀態：已婚，有兩子女

撰文 : 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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