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黃金周期間,為期3天的2017保利香港秋拍圓滿落下帷幕,其錄得18.08億港幣的總成交額創下保利香港單季拍賣歷史新高。此次拍賣按影響力和總成交額來看,尤以《太璞如琢—崔如琢精品專場[IX]》最為亮眼。專場在香港君悅酒店舉槌,共16組精品上拍。其中特別呈現崔如琢的大尺幅作品《聽聲》,4,000萬港元起拍,經過場內買家與電話委託的持續拉鋸戰,最終1.77億港元成交,拔得是次秋拍最高單品單價頭籌。此外,其2013年作品《山澗曉雪》及2012年作品《滿目荷花千萬頃》亦分別以逾5,600萬港元及4,700萬港元高價成交。
自2013年秋拍《太璞如琢—崔如琢精品專場》的首次舉行,此專場已連續在保利香港呈獻九次。在這五年中,崔如琢以其作品不斷在保利香港這一國際平台為藏家及藝術愛好者們,帶來饕餮藝術盛宴。五年來,九次《太璞如琢—崔如琢精品專場》總成交額達25.97億港元,八件作品以過億港元成交,成為中國傳統藝術在國際藝術市場中里程碑式創舉。當中其作品《飛雪伴春》以3.06億港幣在保利香港2016年春拍中成交,更創造在世中國畫家的世界紀錄。據《TEFAF2017藝術品市場報告》顯示崔如琢已成為全球最貴的在世藝術家。作為中國當代唯一超十次破億的藝術家,崔如琢作品以引人注目的市場表現,一次次鞏固了他作為中國當代最為重要的藝術大師的地位。《太璞如琢」—崔如琢精品專場[X]》已定於保利香港2018春拍中進行,收藏界拭目以待崔如琢在保利香港的第十次精彩呈現。
崔如琢,書畫家、鑒藏家、靜清苑主。1944年生於北京,1981年定居美國,此前曾執教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於1984年榮獲美國紐約杜威大學榮譽藝術博士學位。1996年回國,定居北京,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早年取法石濤、八大山人、吳昌碩、傅抱石等歷代大師,後拜入國畫大師李苦禪門下,書法則師承書法家鄭誦先。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收藏歷代藝術大師的書畫精品,藏品囊括從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大師的書畫精品,數量頗豐。崔如琢作為全球最貴在世藝術家,仍不斷在中國傳統藝術道路上前進,正如李瑞環先生對其評價:「繼往開來一大家」,繼往是說對歷史和傳統的態度,不僅是筆墨技法層面上的傳承,同時包括對中國文化的自覺與自信,開來則是其緣此而建樹的不凡成就。
崔如琢在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找到新的接榫點,使自己的藝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放異彩。黃賓虹因開創了積墨山水而成為一代大師,李可染發展了積墨山水,而崔如琢在前師基礎上進一步將積墨進行發展與創新。張大千開創的潑彩潑墨畫法,崔如琢也將其靈活的運用在創作中。潘天壽的指墨花鳥自成一家,而崔如琢將指墨發展為獨特的個人風格。真正奠定了崔如琢畫壇地位的,是他將指墨、積墨、潑墨集大成,融合為一體,也將三種技法共同開創性地運用於大型尺幅的宏偉巨作,作品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精湛的藝術手法,蒼茫厚重的氣息,無不感染著每一位觀者。
作為國內著名畫家、美術評論家、文化藝術活動策展人兼專欄作家,謝春彥在其評論文章《耆宿巨眼激賞大崔——簡說六老論崔如琢藝術》中,便引述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為崔如琢題詞稱「崔君承苦禪先生筆墨,益加開拓,尤能力以舉之,氣以馭之,此其所以為畫壇英絕領袖也。」謝春彥指出,崔如琢秉承其師李苦禪先生的筆墨,並對傳統加以開拓,尤能力以舉之,氣以馭之,抓住了根本,遂能成就畫壇「英絕領袖」而雄視於當今。他說:「這些年來崔如琢先生的藝術作品廣受歡迎追捧,其價錢不斷上升,這一方面是整體市場走好使然,另外就是人們對崔先生的作品之藝術價值有一致的共同看法。我認為畫作的價格或市場價值,跟其藝術價值是成正比的,當一個國家政治清明、經濟上行,文化發展蓬勃時,藝行作品的藝術及市場價值就好比一隻鳥的兩個翅膀,只會比翼雙飛。」
謝春彥表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有所謂『經濟決定論』,即人類所利用的一概產品,包括文化產品,如保利香港拍賣之崔先生的作品,它們在社會上流通便都得有一個人們共通的價值認知標準,這就是其市場價值。這標準不是今天才有的,從唐宋明以來,有資料可以查證中國書畫,包括韓愈的文章,他為別人作墓誌銘,都是有一定價錢的。這是人類從古到今任何一個社會都共有的。一件藝術作品的市場價值當然與其藝術含量高下有直接關係,這些年來中國藝術品或書畫市場發展欣欣向榮,像保利香港近年屢次拍賣崔先生作品,成交價便都節節上升,這亦印證了我們藝術評論界對崔先生的指墨、水墨、山水畫等作品的高度評價,重要的是他作為一位大藝術家仍在其創作的黃金時期,其作品的藝術和市場價值將仍不斷在弘揚和提升。」
昆侖堂美術館顧問兼前館長、中國著名藝評論家夏天星亦表示,中國書畫跟西方繪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語境,國畫所體現的除其藝術成就外,還有其精神價值,屬於其時之民族文化精神力量,「就像崔如琢先生經常說的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文化精神,所以一位優秀的國畫大師必不但精通美術,亦達於文學、歷史和哲學。尤其中國畫強調寫意,注重哲學精神,這跟西方繪畫很不一樣,中間也沒有對錯是非,這是歷史傳承。正如意大利歌劇便只有意大利語言腔調和音樂伴奏才能演繹,台下的觀眾亦得具備西方文藝復興以後之文化修養,才能與台上表演藝術交流。」
夏天星慨歎國畫界今天最可悲的是觀眾越來越少,「我們有個不好的地方是,明清以來到民國已發展到相當高度的寫意精神,惟其技術基礎跟創作與欣賞之素養,曾整個給斷裂扭曲。近代眾多國畫大師大多是民國審美情趣的延續,相比後來美術學院出身的一輩,則多以素描和寫生入畫,就算不提政治題材,亦多以反映現實生活為主旨。這些畫家可以很好地處理宏大題材,但小寫意卻畫不了,因其訓練已扭曲了中國畫的寫意精神。我沒有貶低主流畫派的意思,但什麼叫大寫意?什麼叫精、神、氣?什麼叫印象派?什麼叫西方印象派與中國大寫意的結合點?這是需要在一個太平盛世底下,結合我們的文化美育,社會上生活好起來的群眾,才能逐漸培養出的欣賞能力。就似今天崔先生的藝術,包括其藝術及市場價值有比較突出的表現,其實都代表着中國藝術傳統被中斷後之再生。崔如琢先生及其藝術的出現便正好延續了遺失之傳統,填補這方面之缺失,且令其得以發揚光大。它象徵了一個時期民族的精神的價值,而不僅是藝術或市場的價值。崔先生能有『繼往開來』的稱號,便正因為其藝術帶有一種時代的鍛煉。」
「當代指墨畫家,首推崔如琢,而在中國指墨畫的歷史上,崔如琢也是繼潘天壽之後的又一位大家。」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鄭工如此評價崔如琢的藝術成就。鄭工表示,當代指墨畫家,首推崔如琢,而在中國指墨畫的歷史上,崔如琢也是繼潘天壽之後的又一位大家。中國畫界喜歡以大家或大師論其卓有成就者,不僅因為他們具有藝術的獨創性,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在歷史的承繼關係中確立自己的地位,成為時代的風向標。
他又說,三四百年,中國指墨畫大家寥若晨星。如果論作品尺幅之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潘天壽已然驚世駭俗,可至21世紀初的崔如琢,再大的尺幅對他而言也不過是清水一片,點劃間即起波瀾。潘天壽之所以畫大畫,也許針對社會上有關中國畫不能畫大畫的質疑,有着走出小品畫的學術意圖;而崔如琢畫大畫,只隨心所欲,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已無所謂外界的評論。其大,有正大光明之意。這是為人之大者,而為藝之大者,則是通達之道,不惟技之所拘,而以意氣貫通,縱橫天地,故有大格局、大氣度、大胸懷。崔如琢的畫,總是透露着這些氣息,尤其是他的指墨畫,揮灑自如,掌控有度,無論虛實,莫不相生相合。
事實上,作為全球最貴的在世藝術家,被李瑞環先生譽為「繼往開來一大家」,饒宗頤先生稱許作「畫壇英絕領袖」之崔如琢,其對自己作品也有超乎藝術和市場價值更宏大志向和視野,他謙說:「我是趕上好的時間、好的時代。」崔認為當我們談藝術和市場的時候,不能只看現在而必須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如果從歷史角度看,我們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商周的銅器、北魏北齊的石雕、隋唐宋的書畫,這都是歷史。我們講藝術品市場,不是說今天才有,它是一直存在的。譬如說明朝成化的雞缸杯,不是現在才可以賣過億,當時已經非常之昂貴。要是我們只是孤立地看這幾十年的發展,那就太淺薄了。」
崔如琢認為大家要從歷史的高度來看中國藝術,「商周的銅器、北魏北齊的石雕、隋唐宋的書畫,當它們盛行之時代,地球上最貴的藝術都在東方而非西方。當中國藝術品市場崛起時,馬可波羅來到中國時,西方連紙也未曾有。就是說,我們古代的青銅器,隋唐宋以後之的瓷器陶器木器等一系列藝術品,當時西方都望塵莫及。為什麼中國叫“China”,是因為西方看見中國的瓷器太精美了,那時候歐洲的上流社會是以喝中國茶用中國瓷器為榮。我們現在的瓷器能跟古人官窰比嗎?不能比?所以我們最好的藝術,西方是根本不能比的。藝術上不能比,市場上也望塵莫及。」
「只是到鴉片戰爭後,因為工業革命,西方強大起來了。因為人家國力經濟之強大,令中國人感覺自己沒落了。中國由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以至戊戌變法的失敗,到滿清滅亡,還有後來我們建國以後一直在否定歷史。日本雖然戰敗卻保留了天皇,一直起到民族民文的凝聚力。1949年以來,我們曾經做了好長時間的蘇聯夢,沒有做中國夢。什麼都認為蘇聯好,其實幾百年前,那兒還是一個農奴制國家,而中國封建制度已有兩千年歷史。俄羅斯文化藝術怎能跟華夏文明比呢?」崔如琢侃侃而談。
他表示,大家談藝術品的市場價值,當不僅涉及其本身之藝術價值,更關乎國家的強弱。他說:「六十年前的齊白石作品,一塊錢一平尺,今天的齊白石作品兩千萬元一平尺。同樣的作品,價錢是兩千萬倍,齊白石自己也想不到。為什麼?因為國家現在強大了,連帶我們的藝術品也強大了,然後才有更高的市場價值。我是趕上好的時間,好的時代,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經濟發達,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過十年,我看就是美國、歐洲和俄羅斯加起來,可能也不及中國。過去,在乾隆時代,中國的GDP佔世界50%。《紐約時報》曾刊登一篇文章,題為《從開封到紐約》,開封曾是北宋京城即汴梁,當時是世上唯一人口過百萬的城市。當時中國的GDP佔世界85%,世上所有最貴的文化藝術品都在中國。」
崔如琢認為西方的古典藝術有它的優勢,中國傳統藝術亦有其長處。「兩座高峰,各擅勝場,不能說誰比誰高,誰比誰低,其實是各有千秋。但是東西方藝術一定要拉開距離,在這個問題上,徐悲鴻是錯的,潘天壽是對的。徐悲鴻試圖以西方藝術皮毛來改造中國藝術,結果令美術藝術落後了幾十年,令中西合壁成為中國美術界的現狀,我認為這形同轉基因。民族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東西方藝術必須拉開距離。西方的科學思維與東方的哲學思維,不可混為一談。站在藝術家的立場,我認為當下西方藝術正在沒落中。西方的行為藝術、觀念藝術、波普藝術、前衛藝術,凡此種種,在我眼中都不算是藝術。」
「中國很多人都不理解,百多年來,我們這個民族最可悲的大家總愛崇洋媚外。其實西方也沒有如許優越地方,只因為它經濟強大,大家才覺它什麼都好。現在中國也重新崛起了,我們也應該重拾民族民化自信。習近平主席偉大之處,就因為他是中國領袖中第一個提出中國夢。從鴉片戰爭到現在,沒一個領導人提出過中國夢。都是在做東洋夢、西方夢、蘇聯夢。所以我們必須本着民族文化自覺與自信,要把民族的精髓民族的運一一找回來。要知道,沒有文化沒有凝聚力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藝術品的藝術價值也好,市場價值也好,都與此密不可分。」
文:Patrick Chiu 圖:楊光 (人物),保利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