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偷拍文革反面照攝影師李振盛：記錄悲劇，是讓悲劇不再重演

李振盛是國際知名華人攝影師，以文革年間的攝影作品為人熟悉，當時只容許歌功頌德的報道，他卻因為矇矓的歷史使命感，甘願冒上生命危險，把那些不容見報的真相記錄，偷藏在地板底下，最後縱然逃不過被批鬥的命運，這些底片卻僥幸未被發現，保留了珍貴的歷史證據。

文革過了那麼多年，近來各方面都呈現徵兆，昔日風氣似要復辟，卻仍然有不少人說要忘記過去向前看。年近八旬的李振盛嘆道：「拒絕反思，拒絕承認歷史，這樣的『向前看』就是很虛偽、很虛假的。站在昨天看今天，站在今天看明天，如果把中間切割開來，就是斷章取義。」

李振盛是當年少有的大學生，然而卻因為這身份受盡歧視。「大學生畢業後找工作就戴着一頂思想的帽子」。當時「工農兵幹部」備受重用，相反知識分子被稱為沒有社會經驗的「三門幹部」，「有什麼艱苦的工作就派給你，我就吃了很多苦頭，還不能喊苦。」

文革開始的時候，他也被政治熱情感染，很相信這個群眾運動，以為只要投身其中宣示忠誠，就能把帽子摘掉。兩個月後，四周就開始拆寺廟和教堂，他開始覺得大有問題：「不管有沒有文化，都該認識這樣不對。」後來慢慢發展成充滿戾氣的批鬥文化，他也愈來愈看不慣，尤其是那些根據効忠程度將人分層的做法。

正面與反面照片界線

作為一個攝影記者，為了方便工作，李振盛在1966年8月組成「紅色青年戰鬥隊」，並獲北京全國新聞界革命造反者總部認可，得到「紅色新聞兵」的紅袖章，然而在記錄這些群眾運動時，他卻帶有複雜情感。「看到別人被批鬥，就會想到下一個隨時是自己。」雖然身為記者，但拍攝題材往往受限，能用的照片，都是「正面」的作品。「正面的照片，拍攝領導人的不用說，還有拍群眾歌頌的遊行、唱歌、跳舞、學習著作，這些都是『主旋律』，那個時候叫到處鶯歌燕舞的『大形勢』，一定要在媒體中體現出來。」

受過極權統治的人，對正面、反面的界線了然於心。他打開《紅色新聞兵：一個攝影記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逐一解說，巡街示眾、剃鬼頭、拆教堂、戴高帽子、抄家、打人、武鬥、刑場槍斃那些照片，絕對不能出現在報上。

記者問，只要有人受苦，就是反面？「也可以這麼理解。」他點點頭說。

拿着相機的攝影記者在當時非常矚目，拍反面照片不算容易，「只要拍照片一定被發現」，但由於人們對攝影不太認識，在同一個場合中，他拍能見報的，也拍不能見報的，因此他們也不會知道他拍的是什麼。行刑不能拍，卻有人來邀，所有記者都因為不能見報而不去，他偷偷與對方接洽，拍下珍貴照片。

冤死的人太多，曾有刑犯大嘆一聲「這個世道太黑暗了」！從受審至行刑，都不肯睜開眼睛，這些也被鏡頭一一記錄，之後死者的臉一直深印他腦海，無法忘懷。重看這些底片，他心中都向死者默念，強調自己只是出於善意，希望對方能安息。

「聽話」的記者都不拍不能見報的照片，因為鏡頭也是黨的槍桿子。「黨叫你拍哪些就拍哪些，當時有一句話：聽黨的話跟黨走，黨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黨要他拍的，他沒有拍少，還拍得很妥當，保證能見報，不能拍的，就偷偷地拍，偷偷地藏。藏起來的都是文革初期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所拍的兩萬張底片。當時告密文化盛行，這些底片就如計時炸彈。

因兩句話被批鬥下放

菲林昂貴，他工資只有幾塊錢，只能靠公家發配的去拍攝。當時的發配制度是，達到每月的見報額，每拍多4張就能多分配一卷菲林。打小報告的風氣盛行，什麼事情都可落人口實，他拍了不少「沒有用」的照片，也曾被人打小報告和被上司訓話。因此他平時都等報社同事下班後才敢在黑房裏沖曬底片，再把沒用的藏於抽屜自製的暗層中，然後把「有用」的毛主席照片放在案頭掩飾。

到了1968年春天，潘復生發動反右傾運動，他開始有不祥預感，尤其對那些殺進報社的「支左小將」感到不安，於是把這暗層中的照片移到家中。最後他逃不過被批的命運，早年他因為工作分配不公憤憤不平，在日記寫下「決不老死黑龍江，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的字樣，被報社同事偷看，誣衊為「投敵叛國」。他感覺自己「快要被打倒」，於是趁鄰居沒有發現時偷偷鋸開地板，把兩萬多張「負面」的底片小心翼翼藏地板下，上面壓了一張書桌，希望不被發現。

當時還買不到塑膠布，為了防潮，他把新出生兒子隔尿用的黃油紙把底片包妥。那一年12月毛澤東生日那天，他正式被鬥。批鬥場地從報社轉到家中，當紅衞兵在家中大肆搜查抄家的時候，他戰戰兢兢站在書桌旁邊，幸好這些人只是忙於搜刮他與妻子的書信隱私，並未留意地板的異樣。

後來他們被發配到偏遠的柳河五七幹校去改造，鄉村勞動辛苦又危險，他特地找來信得過的朋友李明達，告訴他底片埋藏的位置，吩咐兩人有何不測，這批底片就由他代為保存。雖然不知道將來這些底片的用途，但他深信有其價值，他們去了數年就平安回來，這位朋友卻也守口如瓶37年，到日本電視台要拍攝紀錄片，才第一次說出這件事。

圖片是對歷史的尊重

文革完結，他也把底片拿出來，但要展示和出版這些圖片，仍然困難。他自1996年起受邀到哈佛大學講學，分批把3萬張底片帶到外國，後來更決定定居美國，這些底片才重見天日。在2003年推出以文革攝影為題材的作品集Red-Color News Soldier，至15年後，才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中文版本。

如今繞了一個彎，才讓華語世界的人重新看到這段歷史，他感嘆：「繞彎是必要的。從前有一句話叫『曲線救國』，正面做不到的，惟有用曲線。」那時候，他深信留下「負面」照片的重要。

「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老師吳印咸很有名，曾為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照相，他說過：攝影記者不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這話對我很起作用。從那個時代走過、活過來的人，都只是見證人，把它記錄下來讓後面更多的人去判斷，才是對歷史的尊重。」見證者可以因為各種利害因素選擇沉默或刪改記憶，把發生過的事情都抹去，惟有圖片不會說謊。「有圖有真相，比文字有力量。」

年輕時雖然沒有接觸過太多西方理論，但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對他影響甚大。1960年中國辦了一個「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對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理論及其作品大肆批評，指他是「資產階級攝影流派代表人物」，然而李振盛卻用「逆向思維」從中領悟到攝影的道理，並且以此為拍攝方式。

李振盛深信，拍攝的瞬間無法重來，也不能偽造，是最好的歷史記錄。「有了相機也有了情懷，誰人都能成為記錄者。」多年以後，他的攝影集出版，兩位攝影大師Robert Frank與布列松讀後主動邀約見面，布列松更難得地與他留下合照，成為佳話。

那個年代用照片記錄的人不少，但真正留下全貌的人並不多，這是他的作品如此珍貴的原因。他表示，因為大多數記者都選擇「聽黨的話」，多年以後，獲獎纍纍的他回到北京，重遇昔日同行，他們都感嘆：「我們一心一意聽黨話，只拍了歷史的一半，你三心兩意聽黨話，卻拍了完整的歷史。」

他拍下這些作品時已經成家立室，後來兒子出生，他也覺得恐懼，「真的會招來殺身之禍，因為這是對抗文化大革命的證據。」

雖然妻子是他的同事，但她卻不知道他在忙着拍什麼東西，「底片就在暗層裏，別說她，就連我自己也是放了很久也沒動它，在整理出版的時候，才發現：還有這張照片呀？」但他仍選擇冒這個險。「忘記歷史，就沒法向前看。我們走過歷史，不能忘卻歷史，要反思歷史，才能走在更符合民意和民心的路上。記錄苦難，是為了苦難不再發生。記錄悲劇，是讓悲劇不再重演。」

李振盛小檔案

出生年份：1940

出生地點：大連

學歷：長春電影學院學士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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